韓非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繼承和發展了前期法家的歷史進化觀點，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歷史觀和治國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世異則事異”的歷史進化觀

韓非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的，肯定歷史發展的階段性。他描述了歷史的演變過程，將其劃分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中古（堯、舜、鯀、禹）、近古（夏、商、周三代）以至當今之世（戰國）幾個階段。上古時期，人民少而禽獸眾，為了躲避禽獸蟲蛇的侵害，有圣人構木為巢，被尊為“有巢氏”；為了解決食物腥臊惡臭傷害腹胃的問題，又有圣人鉆燧取火，被尊為“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鯀、禹決瀆治水。近古之世，桀紂暴亂，湯武征伐。

韓非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觀點，強調時代變化，人們面臨的物質生活環境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應隨之改變。他指出：“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這表明人類不可能用舊辦法解決新問題，反對把社會歷史看作是一成不變的。他諷刺儒家贊美堯、舜、禹、湯、武的政治，認為“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在韓非看來，物質條件古今不同，君主治國并無古律可循，亦無常法可遵，必須“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世異則事異

二、“富國強兵，講求實效”的治國思想

基于其歷史觀，韓非認為歷史變化的方向因物質條件的不同表現出“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的趨勢。他所倡導的法治，就是要將“爭于氣力”的蠻強世界納入法的規范范圍之內。

韓非以君主之利作為一切行為善惡的判斷標準，認為君主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國家的公利唯在君主生命的安危與富國強兵。與富國強兵有直接關系的是農戰，因此他發展了法家特別是商鞅“重本抑末”的重農思想，極力鼓吹農戰，而裁抑貶斥儒俠。他將儒家“學者”、縱橫家“言談者”、墨家“帶劍者”、“文學之士”、“工商之民”稱為“五蠹”，認為他們是“無用”之人。他說：“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供養這樣的人是“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

韓非極力反對儒家的德治，主張“不道仁義”。他認為仁義禮智并不足治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他以“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為例，說明“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韓非子塑像

三、對韓非思想的評價

韓非將君國的現實眼前功利視為唯一的價值標準，視法為群體社會的唯一行為規范，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步調一致，去實現君主的治國理想——國富兵強。這種功利主義、工具主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戰國時期各國爭霸、富國強兵的需要，為秦國的統一提供了理論支持。

然而，韓非的思想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他完全忽視了臣民的存在價值，將臣民僅僅視為君主治國的工具，把法治推向了極端，企圖以法代替人類生活、群體社會與個體人的其他的或長遠的價值、利益、意義，使之成為唯一的強制性規范。這種極端的思想可能導致社會的僵化和人性的壓抑，不利于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總之，韓非的歷史觀和治國思想既有其時代的合理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們應該以客觀、全面的視角去認識和評價他的思想，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