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我因為參與了復旦大學戰玉冰兄主持的《福爾摩斯中國奇遇記》文獻整理項目，便利用春節假期開始陸續整理一些晚清、民國時期中國作家創作的“戲仿福爾摩斯”小說。

某天下午，我以“福爾摩斯”為關鍵詞，在“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進行檢索，結果不但發現了一篇此前整理存目時未見的作者署名“平青”的小說《福爾摩斯到寧波后》（后來才知道“平青”就是寧波作家莊禹梅，筆名有莊病骸等），還對民國時期福爾摩斯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有了新的認識。

此前，研究者主要將目光對準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民國出版業巨頭對《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的翻譯和出版情況，關注的多是供成人閱讀的通俗文學期刊，鮮有人將當時的兒童讀物納入觀察視野。那天，我竟意外在一本《高小國語讀本》中發現了“福爾摩斯”的身影，于是趕緊到孔夫子舊書網淘了一本實物回來。

這是一本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新編高小國語讀本（四）》，編者呂伯攸、朱文叔、徐亞倩，校者是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版權頁上寫的是民國廿八年（1939年）二月四八版。封面標有“教育部審定”“初審核定本”“修正課程標準適用”字樣。由此可知，這是一本正規的民國高小國語教材。

全書共計36篇文章，其中“二五”“二六”兩部分合為一篇《福爾摩斯》，經核對發現內容摘編自“福爾摩斯探案”之《四簽名》第一章《演繹法》。編者將《四簽名》原著開篇中“福爾摩斯注射可卡因”這樣“少兒不宜”的情節刪去，保留了福爾摩斯運用“演繹法”進行推理的兩個經典案例：其一，通過華生鞋子黏著紅土推測出他去過維格摩亞街的郵電局打電報；其二，通過華生的一塊舊表分析出他哥哥的為人。福爾摩斯最為讀者津津樂道的推理方法就是著名的“演繹法”，編者通過縮寫的方式為當時的中國學生展現了福氏偵探術的精髓。也許當時就有小孩子，在讀了這篇“課文”之后直接愛上了偵探小說也未可知。

《新編高小國語讀本（四）》初版本我尚未得見，但查孔夫子舊書網的銷售和拍賣記錄發現，該讀本第3版的出版時間是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至少已出到104版。4年時間，再版印刷多達百余次，暢銷程度可見一斑。

民國高小國語讀本中出現的“福爾摩斯”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彼時一些知識分子對偵探小說“開啟民智”作用的篤信，也足見福爾摩斯在當時傳播之廣，接受度之高，不僅供成人消遣的《福爾摩斯全集》不斷再版和重譯，就連為孩子進行科學思維啟蒙也離不開大偵探福爾摩斯的“演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