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拿來工作了?！濒斞赶壬粫氲剑诋敶鐣?，被動工作的職場人都是他這句話的踐行者。

很多人剛進入職場還沒從喜悅中走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雖然看起來還像人，實際早已進化成為了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新物種——社畜。

“社畜”一詞最早的出現時間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是日本公司寫法“會社”與“牲畜”的合稱。社畜是用于形容上班族的貶義詞，指在公司很順從地工作，被公司當做牲畜一樣壓榨的員工。由于某些原因，員工也會表現得如牲畜一般，沉默、隱忍、任人宰割。

在電視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中，新垣結衣飾演的30歲的職場女性深海晶每天都被工作所折磨，不僅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還要隨時給能力差的同事收拾爛攤子。老板給她分配額外工作時，常用一句“能者多勞”安慰她（這對我們來說似曾相似的場景）。這種日子讓她坐地鐵時都會產生跳軌的沖動。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擠地鐵上下班、沒什么社交、存不到錢出門旅行、沒時間戀愛、甚至連遇到合適對象的機會都沒有，這樣的生活，是如今千萬個寫字樓里年輕人真實的日常。

“如果可以像野獸一樣自由生活就好了?！边@既是劇中的一句臺詞，也是正在看劇的社畜的心理活動。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了以大企業和年功序列制為特色的就業市場，即工資與在公司工作的年限相關。從一家公司跳槽離開后不僅工資暴跌至實習生等級，而且會遭受社會歧視。在1990經濟泡沫破裂進入“失去的二十年”后，因為經營困難很多公司不時逼迫員工主動辭職。因此社畜們對于公司的要求只好逆來順受，不少人因為下班時間太晚而錯過最后一班電車干脆直接睡在公司里。超負荷工作也導致了很多家庭問題，甚至有不少人因為過度勞累而死在公司，還有一部分人選擇了自殺。

圖源：《我，到點下班》在2015年12月，一家位于東京澀谷區的公司年會上，老板要求一名男性職員“做一些有意思的事”，職員拒絕后，老板抓住該職員的脖子，兩次將他的臉按入沸騰的火鍋，造成職員面部燒傷。令人震驚的是，直到三年后，該職員才有勇氣將這件事向社會公布。比起自己身體上所受到的傷害而言，他更擔心的是老板會生氣。

早在1930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他的文章《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中預言，21世紀人每周工作15個小時，相當于做二休五。但很顯然，這個預言非但沒有實現，反而和真實情況相去甚遠。據2015年中國適度勞動協會會長楊河清的課題組全國抽樣所做的調查顯示：27%的受訪者每周工作40小時及以下，27.7%的受訪者每周工作41-48小時，26.5%的受訪者每周工作49-59小時，18.8%的受訪者每周工作60個小時及以上。

無節制地加班、工作時間不明確、模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等情況在普遍存在，人們期待中的“休閑型社會”變成了“過勞型社會”。

在西方，有一種說法叫“拜工作教”，即把工作當作宗教一般的人生信仰，工作不再單純是一種換取物質的方法，而變成一種生產身份與地位的手段。德瑞克·湯普森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文章《美國千禧一代是怎么變成社畜的》中給出過這樣的數據：2005年，最富有的10%已婚男性平均下來工作時間最長。他認為在美國，對于一些財富達到一定水平的人來說，工作代表著自我價值的實現甚至為社會創造價值而不僅僅是為自己贏得物質利益。

在職場中的人很難不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拜工作教會創造出一種拼命的工作氛圍，并將這種氛圍變成一種公司文化。試想這樣一種場景：下班時間到，你的工作已經完成，但是部門里卻沒有一個同事下班，此時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應該開溜。是不是覺得很熟悉？主動參與工作的人自然無可厚非，但是這種行為對他人的影響已經開始逐漸變得合理。

日劇《我，到點下班》更可怕的是，這種思想一定程度上已經下沉到了更低的階層和年齡段。從記事起，就不斷有人給我們灌輸“勞動光榮”的概念，無論是文學作品、影視作品還是學生時代的畢業典禮，我們聽到過許多類似拜工作教的說法：把你的工作當作光榮的夢想。

這種弱化了物質價值的說法沒什么問題，卻不一定適合所有人。當我們不斷接受這樣的觀念，將工作當作一種責任和信仰，卻在真正開始工作以后發現我們很難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在曾經的大工業時代人們很難有這種落差感：終日坐在紡織機前的女工大概率不會對工作有過多高尚的幻想，因為這只不過是一個糊口的勞動。

時代的變遷帶來了勞動場景的改變，但坐在寫字樓里做PPT的年輕人依舊感受到了工作的重復與無聊，這種心理變化帶來了無盡的焦慮和抑郁。除了糟糕的心理感受，物質上也往往很難獲得滿足。谷雨數據給出的《招聘職場閃辭專項調查》顯示，應屆生閃辭的第一原因是薪資福利待遇不滿意。結合馬云總結過的辭職原因，“傷心了”和“錢不夠”兩種全部達標，離職潮也就不足為奇。

“社畜”恰到好處地描繪了這種無奈又自嘲的心理——雖然坐在舒適的辦公室，但是依然像牲畜一般茍活；雖然像牲畜一般茍活，但是至少坐在舒服的辦公室里。

另外，處在信息時代中的職場人每時每刻都在利用互聯網帶來的便利，但也幾乎都會感受到，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據美國《信息周刊》雜志的調查報告稱，有90%使用便攜式信息終端的人表示“工作時間增加了”。你在約會、在聚餐甚至在奔喪的時候，都隨時能接收到關于工作的信息，造成了部分人的“信息恐慌”，看到微信消息彈窗就會神經緊繃。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系列健康問題：視力下降、脫發、頸椎病，對于年齡的恐懼就這樣被提前了。

社交網絡同時也帶來了另一種“成功學焦慮”：無論被工作和生活折磨得多么疲憊，每個人上傳在社交網絡上的狀態總是光鮮亮麗的，每個人的主頁都充斥著簡潔好看的工位布置、每日達成的工作成就以及明媚的笑容。

不僅如此，每一個財富榜甚至個人社交主頁都在展示著這個人有多少關注者、多少人會給他們點贊……成功變得可量化，成功的形象也變得可視化。在國內，中產階級的標準也曾被大量轉發，房子和車子的數量、有品質的生活、旅行目的地……這些具體的規定使得社畜陷入深層的焦慮，面對既無法實現個人價值，又沒有高薪的工作產生自我懷疑，但實際上，這正是大多數人的工作狀態，并非人人都過得像自己朋友圈里展示的那樣好。

以程序員為例，作為典型的被社交網絡固化的群體，程序員們總是帶著令人憐愛的發量和各種色彩的格子襯衫出現在人們的印象中，為了修改bug而日漸禿頭是他們的必然宿命，因為熱點新聞連夜維護程序是他們的職責所在，所以沒完沒了的加班成為了這個職業的標配。正是因為刻板印象如此深入人心，程序員對于996的反抗才更加令人關注。

996.ICU“社畜”雖然是一個舶來詞，但是它一是來自和中國有著相似文化背景的鄰國日本（東亞三國青年加班慘狀可以說非常雷同），二是它精準地描繪出了寫字樓民工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活動，再加上日劇、動漫等日本文化產品的輸出，成功地被當代中國年輕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