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溘然長逝，冷凍的胚胎是夫妻情感和家族血脈的重要載體，但就在妻子小琴（化名）要求醫院為其實施“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手術時，卻遭到了醫院的拒絕。

近日，無錫市梁溪區人民法院對該起醫療服務合同進行了一審判決，判決醫院繼續履行與小琴之間的體外受精—胚胎移植醫療服務合同，為小琴實施胚胎移植手術。

2016年8月，小琴和丈夫因不孕至無錫某醫院進行診治，在醫生的建議下，兩人決定人工助孕，并實施了胚胎移植手術，但沒有成功。一心想要孩子的兩人沒有灰心，決定等小琴調理好身體后繼續治療。

2017年5月，小琴和丈夫再次至醫院要求實施人工助孕，醫院為此對其夫婦分別進行取卵術和取精術，并成功培育出4個胚胎。由于取卵術后過度刺激，小琴胸腹腔積液，當即入院治療。

關于胚胎，小琴夫婦要求醫院采用低溫保存技術保存這些胚胎，并向醫院簽署了《胚胎冷凍、解凍及移植知情同意書》，兩人聲明在醫院實施體外受精手術。

考慮到第一次手術的失敗和此次取卵手術后的身體反應，小琴夫婦決定等一等。正當二人憧憬著未來，不幸卻突然發生。2019年7月，小琴的丈夫在車禍中意外死亡。

小琴在其父親和公婆的支持下決定去醫院繼續實施胚胎移植手術，但這一要求遭到了醫院的拒絕。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小琴訴至法院。面對小琴的起訴，醫院辯稱，其無法實現為小琴實施冷凍胚胎解凍及移植手術。原因有三：

其一是根據輔助生殖技術必須嚴格遵守知情同意、知情選擇的自愿原則，小琴丈夫已去世，無法再簽署胚胎解凍及知情同意書；

其二是小琴夫婦在胚胎保存期間兩年以來從未補交過冷凍費用，視為主觀放棄胚胎；

其三是小琴現為單身婦女，根據原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的保護后代原則、公益原則規定，醫院無法為單身婦女實施輔助生殖技術。

案件審理期間，小琴的公公到庭陳述，其與妻子均希望小琴能實施胚胎移植手術，讓生者有所希望，也承諾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后果。小琴的婆婆則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小琴的支持。關于結欠的胚胎續凍費用，小琴在庭后已經把錢交至法院提存。

法院審理后認為，小琴夫婦因不育至經衛生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并登記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院進行人類輔助生殖治療，醫院為其培育并冷凍胚胎，雙方之間由此形成醫療服務合同關系，該合同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且小琴作為喪偶婦女，有別于要求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單身婦女，并不違反社會公益原則。

法院遂判決支持了小琴的訴訟請求。

本案中，支持小琴訴請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小琴及其丈夫至醫院訂立醫療服務合同的目的是為了生育子女。雖然丈夫死亡，但小琴夫婦共同在醫院兩次接受人類生殖輔助治療，尤其在本次醫療服務合同中簽署了多項知情同意書，并進行培育和冷凍胚胎的事實，均表明了小琴丈夫明確的要求通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生育子女的意愿。

且可推知繼續實施胚胎移植手術并不違反小琴丈夫的生前意愿，之所以沒有立即實施胚胎移植僅是女方身體原因。既有的醫療服務合同尚未完成，小琴單獨要求醫院繼續履行其夫妻早已與醫院訂立的醫療服務合同，并不違反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其次，雖然孩子出生后沒有親生父親，可能生長在單親家庭，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對孩子的生理、心理、性格等方面產生嚴重影響，且目前并沒有證據證明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存在醫學上、親權上或其他方面于后代不利的情形，醫院繼續為小琴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并不違反保護后代的原則。

再者，小琴未生育子女，也未收養子女，進行助孕生育并不違反國家相關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小琴作為喪偶婦女，有別于要求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單身婦女，并不違反社會公益原則。

最后，醫院與小琴的保存期約定內容為格式條款，對于逾期補交費用，沒有明確具體時間限制，醫院也曾告知小琴的胚胎續凍費可以在胚胎移植時一并支付。即使符合合同解除條件，醫院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權，小琴與醫院醫護人員咨詢補交胚胎冷凍費用的情況后，醫院繼續同意小琴予以掛號、補交胚胎冷凍費用，可視為放棄行使合同解除權，醫院目前并未因小琴逾期交費對冷凍胚胎作事實上的處分。

故醫院應繼續履行雙方之間的醫療服務合同，為小琴完成胚胎移植。

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帶來的生育權的拓展，生育權補償性實現方式，法律應予保障，讓特殊人群平等實現生育自由和生育權，從而增進人類福祉，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

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飛速發展，給傳統倫理理念及社會秩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帶來了一系列倫理、道德和法律困境，又因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操作原因存在分階段、分步驟履行的特點，引發的各種矛盾和糾紛，需要法律作出回應，進行規制。

國家公權力對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監管應當遵循尊重、保障人權原則、維護公益原則、鼓勵生育、保證生育權實現原則、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保密原則和倫理監管原則，要從立法執法環節進行科學規范調整，建立統一的人工輔助生殖法。除良法善治外，對于引發的矛盾，要構建以當事人和解、人工輔助生殖監管部門、人民調解和法院訴訟為最后保障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在司法環節，人民法院要注意將法理和人情相結合，提高司法公信力，在個案環節實現個案救濟原則，實現個案公正與普遍公正相統一的裁判，真正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