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青年報

鐘樓

編者按： 隨著北京中軸線的申遺成功,鐘鼓樓城市地標和文化符號的地位日益凸顯，本版刊發文化學者高申對鐘鼓樓尋訪、解讀的文章，讀者可感悟其中的文化傳承與歷史質感。

一組二十五面復制的牛皮大鼓

鐘鼓樓是對兩座單體建筑放在一起的混稱。

國內的廟壇、佛寺、宮觀等很多地方，鐘樓與鼓樓都分開設置，而且是一東一西，左鐘右鼓，這是從坐北朝南的殿宇方向來定位的。左側為東，右側為西，太陽東升西落，清晨鳴鐘傍晚擊鼓，即所謂“晨鐘暮鼓”。

參觀北京的鐘鼓二樓，可以沿著中軸線的方向，先南后北，先鼓后鐘。

鼓樓的南門（即正門）不開放，所以我們需要從鼓樓東西兩側的鐘樓灣胡同繞到北門。購票進入后，可以在一層看到幾件文物：清乾隆年間御制碑的拓片，維修鐘鼓樓時發現的鐘樓“鎮物”，鐘鼓樓屋頂的走獸，當年宋哲元、秦德純捐資興修的“北平第一民眾教育館附設兒童運動場”所立標志碑，以及鐘鼓樓的歷史照片、建筑模型、科普介紹等。

看罷，您要系緊鞋帶，活動活動腿腳，開始扶著高梯爬樓。到二層，能見到一組二十五面復制的牛皮大鼓。在這組大鼓的西側盡頭，有一面破損的主鼓——據說，這面主鼓是在“庚子國變”時被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捅破的。這面晚清時期殘留下來的主鼓，也是鼓樓二層唯一的一件“古物”。舊鼓旁邊，是依照它復制的兩面新鼓，分別用在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與1991年北京市文物節開幕式上。

看完鼓，再看罷復制的古代報時器，眺望過中軸線的壯美風景，咱們下高梯，不急著出鼓樓北門，往右側多繞一小段路，可以看到位于鼓樓腳下的國家二級文物麒麟碑。

麒麟碑在樓外東側，是一尊安詳矗立著的照壁，正面鐫刻著一只威風八面的麒麟。它寄居于此已近百年，默默無聞地感受著歲月流逝。麒麟碑享譽京城，它的故事要從下面的麒麟碑胡同說起。

麒麟碑胡同的那些往事

如果您對東城區有所了解，或許知道：在寬街路口東、張自忠路西段路北，有一條名為麒麟碑的胡同，胡同東側是中剪子巷,謝葆璋、謝冰心一家在此居住過；胡同北側，緊鄰府學胡同西段的元代刑部監獄，如今文丞相祠的位置，囚禁過民族英雄文天祥。

麒麟碑胡同本身就更有說頭了。它與府學胡同之間的一大片院落，最初是崇禎帝老國丈田琬（田貴妃之父）的宅第。陳圓圓也曾在這里登上“歌舞場”。據說，吳三桂就是在這里認識了陳圓圓。

康熙年間，這個地方是靖逆侯張勇的駐地。到了晚清，此地又成為尚書志和的宅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于西總布胡同的李鴻章舊居改成祠堂，李鴻章之孫李國杰便買下了志和宅，以奉養老母。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末代皇帝溥儀及清皇室成員趕出紫禁城。那時候，李家宅院已經被分割開，沒了住處的同治帝遺孀敬懿、榮惠皇太妃無奈住進了東院的北部。1935年兩人去世后，被清室用汽車拉往清東陵，隨后舉行了清東陵的最后一次葬禮，此時距東陵盜寶已過去七年多。

東院的南部，則被顧維鈞買下。“北京政變”發生之后，顧維鈞到天津暫避，宅子閑置下來。時隔未久，孫中山北上來京，被段祺瑞等安排住在此處。于是，顧維鈞宅院也被稱作孫中山行館。

1925年2月18日，身患重病的孫中山由協和醫院移至行館接受中醫治療。3月12日，孫中山病逝于行館 。所以孫中山人生的最后20多天，是在這里度過的。

李家老宅西院，先是作為北洋政府海軍總長劉冠雄的官邸，后又被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及附屬產院所使用。在這里主持校務的，是中國近代婦幼衛生事業創始人楊崇瑞，也就是婦產科專家林巧稚的師姐。由于學校教學質量高，在當時享有很高的社會聲譽，被稱為北平八大學府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曾經的東西院落均被日本侵略者強占。到了1946年，再由北大購得，經過一番修繕，東院改為北大教授的宿舍。根據資料記載，北京大學曾有幾十位教授在此居住。此處宿舍最初被叫做麒麟碑宿舍，后改稱府學胡同宿舍。北大教授們遷往燕園之后，這里成為北京市文物局所在地。

麒麟碑胡同與麒麟碑

聊了這么多麒麟碑胡同的過往，您會不會感到好奇，這麒麟碑原來放在什么地方？怎么會成為這樣一條胡同的名字？其實，早年間的麒麟碑胡同，因形似口袋，所以叫做口袋胡同，直到1947年，才改稱麒麟碑胡同。據說，改名的原因是在胡同南口發現了一通刻著麒麟圖案的石碑。

然而，咱們在鼓樓腳下見到的明明是一座照壁，而非石碑，如果起名，也應該叫麒麟壁胡同才對。這條胡同在歷史上并沒有寺廟、宮觀、祠堂的記載，矗立一座石碑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這里有過高門大院，而且還是王公貴胄、皇親國戚居住的院落，在宅院門口安置一座氣派的影壁則是很有可能的。有學者說，胡同名叫麒麟壁太過拗口，而且此影壁也不夠寬大，所以稱“碑”更容易被接受。

這座麒麟壁，據考證是明代留下來的，但它又是來自誰家的大門口呢？根據一些文獻資料推測，它是明嘉靖朝重臣仇鸞府前之物。據民間流傳的說法，仇鸞為體現自己的排面，命人用漢白玉雕刻了一座麒麟石碑，不過陽宅立碑終歸不對勁，于是就鑲在了門前的影壁上。等到仇鸞死后獲罪，戮尸抄家，門前象征權勢的麒麟影壁也被推倒，隨即被埋在地下，一埋就是幾百年。到了民國時期，當地住戶翻建房屋，才把埋藏已久的碑壁挖了出來，于是胡同也跟著改名為麒麟碑胡同。到底是學者的說法對，還是民間的說法對，咱們還是等著更多史料的出現吧。逛鼓樓時，可別錯過這塊被保存在此處的麒麟碑啊。

此外，在麒麟碑胡同南口還出土了一對塌腰石獅子。當時這對石獅的頭頂露出街面兒，身軀卻早已埋在地下。經鑒定，它們居然是元代遺存。如今，這對塌腰石獅子放在白塔寺的大殿前面，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也前去一覓“獅”蹤。

朱棣留下的三口大鐘

穿過鐘鼓樓之間的小廣場，來到鐘樓南門。南門入口東側矗立著乾隆御制碑的真跡，此碑被譽為中軸線北端第一碑。進門參觀鐘樓一層的臨時展覽后，出門按照指示牌的方向，開始第二段爬樓之旅。比起鼓樓來，這段高梯更陡一些。二層保存著一尊碩大的古鐘，它就是北京的鐘王永樂大鐘。

看到這里，或許您會一愣：不對吧，永樂大鐘不是安放在北三環的覺生寺，也就是大鐘寺里嗎？怎么鼓樓里還有一尊？

行文至此，咱們就得說說永樂帝與他的那些大鐘了。

永樂帝為后世留下來三口永樂大鐘：其一，是曾經掛在鐘樓上，后由大鐘寺博物館收藏的永樂鐵鐘；其二，是鐘樓內懸掛的鑄造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的永樂銅鐘，這也是目前國內最重的銅鐘；其三，是如今懸掛在大鐘寺的永樂銅鐘。

主持鑄造永樂大鐘的是一代帝師姚廣孝。該鐘的燒造地點為鼓樓西大街的鑄鐘廠。據史料記載，至明朝末期，由鑄鐘廠制作且被保存下來的大鐘，至少有十口。至晚明時，因政府缺錢，便將古鐘融化，用以鑄造銅錢。待到明朝結束，只有這三口古鐘幸存。

鐘樓上先后懸掛過兩口永樂大鐘。首先掛起的是鐵鐘，但由于敲擊聲音不夠響亮，不能實現為京城撞鐘報時的功能，于是永樂帝又下旨鑄造了銅鐘。這尊巨大的銅鐘通高7.02米，鐘體高5.55米，重達63噸，從重量上來說，堪稱古鐘之王。由于這口鐘是銅錫合金鑄造，具有良好的硬度及韌性，聲音較鐵鐘洪亮許多，延長音也綿延不絕，據說能傳播十公里左右。

如今懸掛在大鐘寺之內的華嚴大鐘是永樂帝為了超度死于征戰中的亡魂而鑄造的。華嚴大鐘燒造出來后，懸掛于景山以東的漢經廠內，作為明代帝后皇族的祈福之鐘。永樂帝亡故后，漢經廠也慢慢衰敗下去。后由于漢經廠房梁衰朽，大鐘隨之墜地。大鐘墜地后，就此沉寂了150年。

至萬歷帝當政，為了侍奉崇佛的生母李太后，萬歷皇帝決定搬遷早已閑置的華嚴大鐘，將其送入而今西三環東側的萬壽寺內，鐘聲才重又響起，緊一聲慢一聲，傳遍大半個北京城。

待萬歷帝孫天啟帝即位，有臣僚進言，說這華嚴大鐘的方位沖了當今圣上的龍運。天啟帝聽信此話，下令將大鐘再次落地，這一落，又是一百余年。

進入大清，雍正帝決心再次懸掛華嚴鐘，但他沒能活到自己所期盼的那一天，華嚴大鐘重新上梁已是乾隆八年（1743年）。重裝上的“大鐘”，也不是天天響。按照乾隆朝后的清廷規矩，只有在久旱無雨之時，為了祈雨才能敲響大鐘。

乾隆御制碑出自誰之手？

參觀鐘樓的時候，您關注過入口處東側的那通古碑么？根據古碑旁的文字介紹，它是一通乾隆御制碑，但并非出自乾隆御筆，而是出自一位曾讓乾隆帝“侍候”過的人。

他就是梁詩正。咱們先來看看梁詩正是怎樣的一個人。

梁詩正是杭州人，據說五歲才能說話，11歲才學會寫小作文，34歲在科舉中得中探花。他的童年時代算是發育遲緩，青年時代可謂大器晚成。而從他后來的施政諫言水平來說，基本上就是個書呆子，他的最大優勢是寫得一手好字。

梁詩正在擔任了四年翰林院編修后，經過雍正帝現場試詩，被選入上書房，成為誠親王允祕、寶親王弘歷、和親王弘晝的老師。彼時的弘歷，已是一個24歲的青年，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甚為喜愛。對于弘歷與梁詩正的互動，繼位后的乾隆帝講道:“彼時余學已成，名為師，而實友?！?

接下來，便是前面所說的那個“侍候”帝師的故事了。某日，梁詩正幫弘歷寫大字，恰好雍正帝到。雍正帝命他繼續寫，因墨染衣袖，雍正帝便讓弘歷幫梁詩正托衣袖，弘歷欣然從之。后人據此傳說“乾隆給梁詩正當起了書童”。多少年過去后，梁詩正一直珍藏著那件被墨浸染過的衣服，關鍵部位則是被弘歷托舉過的衣袖，他還打算在亡故后穿這件臟衣服下葬，表示感恩兩代天子。

待“托袖書童”即位后，梁詩正成為其“五詞臣”之首，且一直在朝中任職，做遍了除禮部外的其余五部尚書，只是沒啥政績。由是，比較了解師父才能的乾隆帝才會說出這樣的話:“(梁詩正)供奉內廷，不過筆墨之事。”當然，乾隆帝一再稱譽梁詩正的書法：莊雅雍容，自然合節。

梁詩正一生平穩，但庸庸碌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逝于任上，終年67歲，身后入祀賢良祠，乾隆還撥了一千兩白銀為他料理喪事。

說來也巧，梁詩正生前的宅院就在距離中軸線不遠的楊梅竹斜街上。宅院在路北，路南的位置則是京城最早，也是設施最好的東升平浴池，斜對面則是泰豐樓飯莊。當然，這條街上出現浴池和飯莊的時候，梁詩正已經去世百年了。

更湊巧的是，在梁詩正活著的時候，曾經為鐘樓的重修撰寫過碑文，而這方“御制重建鐘樓碑”，就當當正正地擺放在鐘樓南側進門處。

在梁詩正撰文碑的反面，還刻著另一篇大作。文章作者是時任京兆尹的薛篤弼。這篇作品的名稱，叫“京兆通俗教育館碑”。

薛篤弼是什么人，他為什么要撰寫這樣的碑文？

原來，祖籍山西的薛篤弼，與鹿鐘麟并稱為馮玉祥的左右手，且被馮玉祥視作文膽。薛篤弼追隨馮玉祥的腳步，跟著他一道宦海沉浮。風光的時候，薛篤弼曾任內務次長、衛生部長、水利部長等職。當然，最可說道的，還是他擔任京兆尹的那段日子。

1924年年底的“北京政變”后，京兆尹薛篤弼授命主持京師治理。彼時，“鼓樓各層，修葺一新，改名‘京兆通俗教育館’，陳列各種模型圖片，宣傳吸食鴉片之害、賭博之害、隨地糞便之害、蚊蠅之害，移風易俗，頗益民生”。教育館建成后，要立碑紀念，只是運送碑材的成本太高，于是因陋就簡，改用梁詩正撰文碑的背面刻“京兆通俗教育館碑”。

薛篤弼還把鼓樓更名為“國恥樓”，將八國聯軍損毀的文物公開展覽，以喚醒人們的愛國意識。此外，在鼓樓上設了圖書館、在鐘樓上開設民眾電影院。由于政局動蕩，外加經營不善，影院虧損嚴重，終于1949年1月停業。教育館遷出鐘樓和鼓樓，但石碑卻長久留了下來。文并供圖/高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