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是免死金牌嗎？懼怕與同情并存，監護人應承擔更多法律責任

對待精神病患，公眾的心態是懼怕與同情并存：雖然這些人病態施暴時難以自控，對他人的傷害令人憤怒，但他們畢竟是病人，人生不幸。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患的家人同樣苦不堪言，長期治療的費用、反復發作的無奈、惹出亂子的隱患，都成為這些家庭沉重的負擔，有些家庭不得已時，甚至采取鎖鏈加身等極端手段控制病患，雖不可取，實屬無奈。

無論是精神病人造成的安全隱患，還是對精神病人實施不人道的管制措施，都不是人們愿意看到的，更不應成為精神病人這個特殊群體的常態。一方面，為保護無辜的受害者權益，可以探討修訂法律，讓精神病人以及監護人承擔更多的法律責任，消除公眾對濫用精神病患具有免死金牌的猜疑與擔憂；另一方面，更應該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探討如何既能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又能防止其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監管之道。

家人無疑是精神病患監管的第一責任人，但眾多傷害案表明，單靠家人或特定監護人的力量肯定不夠。即如長沙襲童案來說，多年來，兇手的父母也一直為其治療，平時也盡量限制其外出，但在兇手病情稍有穩定時貿然停藥，事發當日又疏于監護，以致悲劇發生。此案中監護人該當何種責任，法律會做出明斷。需要反思的是，在家人認知不足、監護不到位的情形下，社會如何設置一道防護網，保障精神病患者的行為在可控范圍內。

這張防護網需要各方合力編織，比如派出所、社區（街道）等單位要準確掌握轄區內精神病人的數量以及實際病情，協助解決病人的就醫難題，為其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幫扶，共同守好第一道防線，時刻鎖住患者病情，從源頭上減少極端事件的發生；治療機構要科學診斷，建立醫學檔案，建立動態病歷并有相應的應急措施，為院外病情加一把鎖；小區物業等社會機構也要有針對性地強化防范措施，確保危險發生時能第一時間到場處置。其中，政府尤其不能缺位，要在制度上、資金上為精神病患防護網兜底，建立公共干預機制。某種意義上，政府也應該是精神病患的監護人。

早在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精神衛生法》中，就有“精神衛生工作實行政府組織領導、部門各負其責、家庭和單位盡力盡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綜合管理機制”的表述，對于各責任方而言，或許需要更加明確的責任清單，形成無縫銜接的責任鏈條，共同保障好精神病人合法權益，同時最大限度地消除“武瘋子”給社會帶來的危害。一旦機制完善了，從監護人到政府責任更加明晰，不讓精神病患成為安全隱患，那么，將來精神病就不能再成為犯罪的擋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