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作者：董金社（曲阜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客座教授）

青海黃河源地區扎棱湖畔發現秦代石刻，專家學者從多角度解釋，認識不斷深入。許多說法皆試圖從實證角度探源石刻來龍去脈，展開“昆侖+河源+玉石”敘事。但是，如果回歸“皇帝使五大夫翳將方士采藥昆侖”這一文本，就會發現“皇帝+方士+采藥+昆侖”才是敘事中心，五大夫翳受皇帝指派，是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為方士提供后勤和軍事保護，方士才是活動的發起者和執行者。那么，方士何德何能成為秦始皇的座上賓？又以何種理論說辭獲得皇帝恩準的呢？其中有深刻復雜的歷史背景，深入探討方士和采藥、采藥與昆侖的關系，結合秦漢之際的地理觀念變化，才能理解采藥昆侖何以可能。

早期昆侖觀念的演變和神話地理觀的形成

《爾雅·釋丘》：“三成為昆侖丘?！彼匀烊龍A為制，演變為三層臺階的祭天圜丘，昆侖丘亦即昆侖虛。在居中而治的觀念中，天子必居中心，祭天圜丘也必建于天下之中，這實際為昆侖丘賦予了地中的意義，因此昆侖丘、昆侖虛最早被想象為天地之中。

商周之際，昆侖觀念的神話性增強。新出土的三星堆2號青銅神壇，有原始“昆侖”思想的痕跡。在第一層，身背青銅罍的青銅人頭冠上刻著“蛇性龍”，是人間帝王的象征，站在大地中央的高丘上，仰觀俯察，上接神仙與天帝；在大地四方、四維有四方神、四柱神面向四方四維，支撐神人體系。清華藏戰國簡《五紀》篇，基于“四方五位”的空間觀建構神祇體系。這些都是昆侖神話化的知識背景。

昆侖虛或昆侖丘是地中祭天之所，也被古人認為是升仙之所，后世則就其形制與升仙思想結合，產生仙山說，并將巫覡觀念雜糅進來。與天神交通要用玉，昆侖又與玉石文化結合，產生豐富想象。

總之，昆侖不斷訛變為一處神仙所居的神話空間，有仙藥、仙水、仙氣，從而被方仙道思想所轉化。

地理空間概念由神話觀向現實與神話共存觀轉變，大約發生在戰國中后期。楚、秦、齊、趙、燕、魏等大國務兼并擴張，統一趨勢日益明朗，地理觀念突破“中國”框架，眼光投向殊方異域。陰陽五行學派的代表人物鄒衍應時提出新說。他構建以九州中國（赤縣神州）為中心的宏觀地理框架，服務于帝王疆理天下、體國經野的欲念。對照《山海經》和鄒衍提出的“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就會發現，這幾乎就是《山海經》的概要，有學者據此推測《山海經》出自鄒衍及其門徒之手，其中雜糅的神話、方仙內容是鄒衍徒子徒孫傳其道不能通所致。只有虛實結合，以神秘感和長生不老的誘惑，讓人穿梭于“現實與虛幻”之際，才能“阿諛茍合”帝王的私欲。因此，《山海經》中雜糅的知識，不能以理性邏輯來理解。

其中，“昆侖丘、昆侖虛”就是方仙家營造的虛幻空間。他們方位模糊，與地理山川無實指對應。原始宗教觀中，居于天下之中的昆侖，在神話體系中被地理化為高山，偏離天下之中，置于西、西北維，并賦予“高萬仞、河源、流沙、產玉、西王母居所”的地理特征。例如，《山海經·西次三經》記載昆侖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東南西北對應四種顏色，顯然是陰陽五行家標榜的方色思想。另記載說：“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憋@然這是昆侖為天下之中，上接天帝的巫覡文化的空間表達。《山海經·海內西經》描述昆侖之虛：“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河水出東北隅。”這些表明，《山海經》中的昆侖形象，仍有原始觀念的孑遺，也有神話地理觀念的注入，很多概念深刻影響現實的地理探索（如河源）。

昆侖還與“神藥”“長生不老藥”建立了密切關系。屈原《九章·涉江》：“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代表楚文化中食藥昆侖、長生不死的觀念。《山海經·海內西經》載開明東巫彭等“皆操不死之藥”，《山海經·海外南經》有“不死民”，《山海經·大荒西經》記“三面之人不死”。《山海經·大荒西經》云：靈山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書中還記載西王母常居昆侖，掌管不死藥等情節。西漢初，《淮南子·墬形訓》亦云：“掘昆侖虛以下地……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由此推測，戰國末期至漢初，昆侖與不死藥的結合是普遍觀念?！安伤幚觥?，即使不存在于石刻中，也應存在于時人的語言中。

因此，在神話地理觀念中，方士、仙人、道士、不死之藥、西王母、昆侖丘等概念形成一個敘事體系，與帝王統一天下的雄心相綰合，這是“采藥昆侖”發生的時代背景。

方士與“采藥昆侖”

強秦蕩平列國，開疆要荒，廢封建，行郡縣，作馳道，需要新的地理觀支撐龐大帝國運維。但秦帝國以陰陽五行思想為意識形態，導致秦始皇的地理觀在神話和現實之間搖擺。迷信方士的虛言，東“求藥海上”和西“采藥昆侖”，卻又坑殺“方士”（后稱“坑儒”），都是受這種地理觀的影響。

《史記·封禪書》載：“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茍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令秦始皇深信不疑的方士，都是些不通鄒衍帝王術的“怪迂阿諛茍合之徒”。

自統一天下，始皇帝不是在求仙藥，就是在接待方士、商討求索的辦法，對燕齊方士言聽計從。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被委以求奇藥重任的侯生、盧生等方士求藥不到，竟畏罪逃亡，惹火秦始皇。他下令調查，犯禁者竟有460人之多，皆被坑殺。

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讖緯事件頻發，熒惑守心、墜星刻石、持璧人說祖龍死等。秦始皇心煩意亂，既然海上求藥之路不通，自然另有“阿諛茍合”的方士另辟蹊徑，引經據典，向秦始皇兜售“采藥昆侖”方案。注意，“海上求藥”其實是向“海中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上的仙人求藥，“入海求神采藥”本質是“入山采藥”，與“采藥昆侖”性質相同。

合理推測是：秦始皇再次聽信方士，命五大夫翳組織和領導此次活動，“三十七年三月”前后抵達扎棱湖畔（據劉釗《再論昆侖石刻》釋讀）。之所以派五大夫翳領軍，還有一種可能，此前海上求藥，秦始皇委權方士操作被騙，因此派遣官員掌控全過程。有些人推測“采藥昆侖”是秦始皇因病魔纏身主動提出，但從數次海上求藥皆出自方士提議來看，“采藥昆侖”也應是方士的主動建議。

秦始皇信奉陰陽五行家之說，聽信方士，足見“方士采藥昆侖”事件，是神話地理觀念之下的自然發展。本次采藥，“河源、玉石”敘事不起主要作用。

“玉石、河源、于闐”敘事下的昆侖觀

漢武帝時期，疆域比秦時更廣闊。地理現實的擴張，推動地理觀念的轉化，時人地理觀的神話性、神秘性減退。漢武帝根據漢使所說，定位尚無實指的昆侖就是一個例子。

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提交地理考察報告云：“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贝苏Z境中，于闐顯然具有分水嶺的性質，其南白雪皚皚的山峰是重要地理標志。

公元前114年，張騫去世，漢武帝繼續派遣使者出使西域，約在李廣利率軍出征大宛（公元前104年）前，漢武帝根據使者提供的地理信息，定位昆侖：“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睗h使摸清了河源就是“于闐山”，但漢使沒明確指出塔里木河、鹽澤是河源。古圖書中的“河源、玉石、高大、瑤池、醴泉”等詞又與漢使描述“于闐山”相似，故以“于闐”南山為“昆侖”。可見，定位昆侖與古圖書之間也存在著“怪迂茍合”的味道。

那么，漢武帝所參考的古圖書是什么呢？根據司馬遷的點評可以推測，武帝參考的古圖書包括但不限于《禹本紀》《山海經》和《禹貢》。

不難推斷，張騫出使西域，漢使、商旅往來，豐富了對西部的地理認知，時人已經不太相信古圖書中的“古代”地理觀念?！爸袊本硟纫褵o模糊的地理空間，可以安放神話中的“昆侖虛、昆侖丘”，急需給昆侖找個定位。漢武帝借著這個機會成全了昆侖和于闐南山。長期停留在觀念層面的“昆侖”被漢武帝安家，顯然是地理觀念轉變的結果。

反觀秦代，異域地理仍虛幻縹緲，這為“昆侖”在隴西、羌中的存在提供了模糊空間——昆侖、河源，瑤池、醴泉、冰山雪水、不死之藥，都可裝進這個籃子里，勾勒仙居場所。當時，秦境西到“臨洮、羌中”，“羌中”以青海省東部河湟地區為中心，包括青海湖、湟水流域及黃河上游河曲地帶，向東延伸至甘肅岷縣（臨洮），西抵青海湖以東，南達四川松潘高原，與古圖書所言“昆侖”極為相像。不難理解，始皇三十七年時（公元前210年），當方士建議“采藥昆侖”，會得到恩準。

進一步推測，秦土西至臨洮、羌中，那么，從長城的西端點臨洮趨臨夏，走河湟谷地，到青海湖西折向南，大概率在秦人控制的地盤上，沿途有秦軍官駐守據點和補給點，五大夫翳帶著橫掃天下的秦銳卒和方士，大可獲得羌人的支持與協助，順利通過羌人游牧區。相當于說，在該石刻發現之前，秦人控制羌中的可能性被后人大大低估了，但愿考古工作能給予解答。????

總之，對“采藥昆侖”石刻的解讀，應采取“從古到今”的歷史語境主義的方法，從地理觀念演變史的角度理解其可行性。而非“以今框古”的觀念，理解其不可能性。秦漢之際，地理觀念存在著巨大變化，如果以漢武帝以后的地理觀念來評價“采藥昆侖”石刻，無疑會造成語義環境的錯置和對古代知識的誤讀。更重要者，應基于文本的“方士+采藥+昆侖”理解其可能性，而非從“方士+玉石+河源”的角度認為其不可能。

基于此，石刻命名最好帶上“采藥昆侖”，以反映中國古代的昆侖文化，存在方技類的知識體系。

（稿件統籌：光明日報記者 王笑妃、陳雪）

《光明日報》（2025年07月23日 08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