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5萬的荒地：駱錦星的深圳“傻子局”

“花500多萬買一塊荒地，真是個傻子！”

1987年的一個悶熱午后，深圳第一次公開拍地，場子里擠得肩碰肩。有人擦著汗、有人吹著涼風，大家都盯著那塊還沒影的“未來”。駱錦星坐在中間，不起眼的一身淺色襯衫，牌子握在手里，指節有點發白——每一次舉牌，都是在給別人遞話柄：傻不傻？

這不是他第一次被人叫“傻子”。但在深圳這座城市里，很多“傻子”，最后都變成了笑到最后的人。

時間撥回去。1934年，廣東惠州，一個普通人家的嬰兒降生，家人給他取名駱錦星——有點野心的名字。十五歲那年，他抱著“想為國家干點事”的念頭考進了軍校。青春期的男孩哪有不想上前線的？但他分到的是后勤通訊，戴著耳機、對著電臺，聽著密密麻麻的電碼，把戰場上最急最冷的消息往后傳。坦白講，他心里也有不服氣——誰不想沖鋒陷陣？可他很快學會在噼里啪啦的電流聲里穩定自己的呼吸，明白電波是另一種槍。那段日子里，他記住的不光是頻率表，還有同袍的名字、夜里燈光下的影子、紙張被翻動的聲音。

戰爭停了，他脫下軍裝，去郵電系統上班，剛開始就是一個普通職員。每天接觸的，是郵戳、報表，還有一沓一沓的來往文件。最初的日子，沒什么戲劇性。就是一個人在辦公桌前坐久了，手指都記住了紙張的溫度。一步步做事，慢慢升到了副局長。沒有突如其來的歡呼，也沒有大場面的授章，是那種很“單位”的成長路徑：耐得住寂寞，熬得住流程。

而1979年，深圳撤縣設市的消息像一陣風，橫掃廣東。很多人以為是個地理變化，其實是時代的閘門。駱錦星在廣東工作，突然接到調令：去深圳，房管局副局長。說實話，他看著紙上那幾個字是愣的——房子、土地、城市建設，通通沒摸過。那時候去深圳可不是去享受海風，是真正去開荒。朋友私下勸他：“不行就跟領導說，換個崗位？”他也去表達過顧慮，怕耽誤。他不是逞強的人。但那會兒人才缺口太大，誰也不敢說“沒有你也行”。他咬了咬牙，去了。

深圳剛起步，地上泥水混著灰塵，樓層長得像雨后竹筍。房子一棟一棟起來，背后是一堆堆不懂就問、不懂就學的夜晚。他開始跟不同的人爭論：到底是先把工廠引進來，解決就業？還是把房地產商請進來，讓城市的骨架先立起來？主流觀點偏前者，畢竟飯碗是硬事。駱錦星卻覺得，房子、道路、地塊像城市的經絡，先把它們疏通了，人和產業才有地方落腳。他這個看法不迎合，甚至有點“反潮流”。在會場上，他講得不快，像是在跟時間賽跑。

然后就到了1987那場拍地。中國頭一次公開拍土地，窗外陽光亮得刺眼。起拍價擺在那里，兩百萬；每一次加價只有五塊錢，聽著像鬧著玩，其實每一次舉牌都在試探一種規則。叫價一路往上，現場有點像賭桌——沒人想第一個停手。沖到三百九十萬的時候，他停了一秒，舉了牌，四百萬。心里其實是打鼓的，掌心已經出了汗，他還在要自己淡定。對手繼續加，他再跟。有人在后排小聲嘟囔：“神經病?！弊詈蠖ǜ裨谖灏俣迦f。落槌那一刻，掌聲和冷笑都夾在一起。

拍完地，駱錦星沒讓那塊地在抽屜里放涼。他立刻去找香港的開發商——那時的“合作”，比現在多了幾分冒險?？鐐€小小的口岸，規則和習慣就換了一套。能不能把這一塊荒地變成樓盤，還是問號。他很清楚這條路是自己拍板的，風險他要扛。他在會議室里擺出自己的盤算：價格、節奏、配套、銷售。沒多久，項目開盤的那天，東邊的天還沒亮，排隊的人已經拐了彎。五千人，隊伍從售樓處門口一直拉到馬路口。每平米一千六，售樓小姐嗓子也喊啞了，房子不到一小時售罄。有人說這就是“風口”，有人說是運氣，駱錦星那天只是在后面站著，看著那條隊伍慢慢縮短，心里松了一口長氣。這一單凈賺四百萬，它不是故事的全部，但它讓人愿意相信：荒地會長房子，房子會長成城市。

你可能覺得深圳天生拼勁足，其實它也有先天不足。羅湖這個地方，靠著香港，位置得天獨厚；但地勢低，逢雨就泡，老百姓嘴里叫它“落湖”。要不要花大力氣治水？怎么治？一連串問題擺在桌子上。駱錦星有一次穿了雙膠靴，踩著泥去看地形，回來之后提出一個聽起來有點任性的方法：“把山挖了，土往低處填。”這四個字后來被人記成“移山填湖”。說起來輕巧，動起來是實打實的工程。1980年年底，機器開始轟鳴，羅湖山一點點被削掉。九十萬立方米的山體，換成了一百三十萬立方米的土，洼地被墊平，低處抬高了四米多的地方有不少，平均海拔抬上去一點多米。雨季再來，路面不再像以前那樣一片水光，居民笑著說“落湖”這名字該退休了。

靠一口氣把地填平還不夠，城市要長肌肉，錢就是血。當時羅湖的一個小區，從零點八平方公里的設想長到一一點一平方公里，總投入三億——這數字放在今天看不嚇人，放在當年是個硬疙瘩。錢從哪里來？財政卡著，銀行也不可能隨意投。駱錦星開始琢磨土地的“第二層用法”：不買賣土地本身，但使用權能不能和資金掛上鉤？這就是后來大家熟悉的土地使用費。那時的法律對土地的說法非常嚴，很多人聽到“收費”就搖頭，說這不合規。晚上，他翻著書，想著怎么在“不能買賣”的框架里找到路。他不是要去撞墻，而是試圖在墻上找門。

他把想法往上報，沒唱高調，攤開具體的方案：按照一個比例把樓做高一點，土地按每平方米一定的費用來算，簽合同時付一半，剩下的在房子賣出去的時候補齊。這個點子，既保證資金往項目里來，也讓開發商有回旋余地。最終，羅湖一次性把五塊地的使用權租出去，資金像一股活水，往工程里涌。東湖麗苑，就這樣長出來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商品房小區。它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品，但它給了后來者一個清晰的路標：城市的肌理，可以靠規則和膽識一起織。

回過頭看，1987年那場拍地的數字像符號：五百二十五萬、起拍兩百萬、一次加五塊錢、每平米一千六……每個數字背后都是一段呼吸、一場爭論和一把汗。很多年后，當年的房價漲到了五萬出頭一平米，大家喜歡用“眼光”兩個字來評價。可如果你把故事只歸結為“眼光”，就會忽略那些夜里按著太陽穴做方案的時刻，忽略了他在會議上被人盯著問“你負責嗎”的壓力。深圳的成功，有風口，有紅利，也有一群人愿意把“第一步”踩在自己的肩上。

有人問，駱錦星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我不認識他本人，只能沿著那些事件去猜。他可能不是一個愛說漂亮話的人，更像是那種把“靠譜”二字當成工作方法的人。年輕時的電臺訓練，讓他知道信息的重要，后來管城市，讓他知道規則的重量。沖在前線和坐在后勤的悖論，最后融合成他在深圳做事的方式：少點虛頭，敢擔責。

“花500多萬買一塊荒地，真是個傻子！”這句擠兌，在他當時的語境里，一點不稀奇。城市早期，誰都謹慎?？蓺v史有時候就喜歡捉弄謹慎——它把機會封存在一些不被看好的選擇里。駱錦星那次舉牌，是把自己的名譽押在一塊黃土上。后來深圳的高樓一座座立起來，很多人把那天的“傻子”改口叫“先行者”。標簽換來換去，其實同一個人。

故事寫到這里，不用給個圓滿。人的命運從來不是直線，城市也一樣。那塊荒地今天值多少？它早已不是當年的荒地，數字再漂亮，也只是折線圖上的點。更有意思的是，在每一代人的選擇里，那點“傻勁兒”是否還在——敢把手里的牌舉起來，敢承認自己可能被笑一陣，也敢走進一個沒人走過的路口。這種勁兒，深圳需要，很多地方也需要。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