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化成，先后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歷任漢唐教研室主任、考古學系主任、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東周秦漢考古。

俞偉超先生在他的《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一文中指出：商周秦漢的埋葬習俗，可以漢武帝前后為界限，分為兩大階段。前一階段的成熟形態即通常所謂的“周制”，“漢制”是后一階段的典型形態?！皶x制”的出現，又標志著另一種新形態的最終形成。俞偉超先生關于“周制”、“漢制”、“晉制”三階段的劃分，以高屋建瓴的宏大視角，開啟了中國古代埋葬習俗與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然而，俞偉超先生的論述只涉及某些方面，諸多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與深化。例如，在墓葬形制方面，“周制”與“漢制”最根本的區別是什么？導致這種不同的真正原因何在？對此，俞偉超先生并未給出回答。

一、“豎葬制墓”與“橫葬制墓”的定義及問題

傳統認識上，有關商周秦漢墓葬的分類，多是從開挖方式、墓壙外形以及建筑材料、裝飾手法來區分的，如土坑墓、巖坑墓、木槨墓、磚槨墓、石槨墓、磚室墓、石室墓、磚石合構墓、土洞墓、崖洞墓、璧畫墓、畫像石墓等。這種分類，有其重要意義，并被廣泛采用，但缺憾是并不能清楚區分從商周到秦漢墓葬形制究竟發生了哪些總體性、根本性的變化。而這一問題頗為重要，涉及從方國、王國向帝國轉型的重大歷史命題。

迄今，已經發掘的商周至秦漢時期的墓葬數量不下二十萬座，如果我們將這些墓葬加以全面的、宏觀的比較研究，便會發現：商周時期墓葬中“豎葬制墓”占據絕對統治地位；而漢代墓葬則以“橫葬制墓”為其最大特征?！皺M葬制墓”在戰國晚期至秦代就已經出現，但數量尚少；西漢早期已有較多發現，西漢中晚期數量大增，至東漢趨于普及，并成為爾后歷朝歷代墓葬形制的主流。誠然，無墓道的“豎葬制墓”在東漢乃至后代仍廣泛存在，但主要是低階層的小型墓。這種“豎葬制墓”與“橫葬制墓”的不同正是“周制”與“漢制”在墓葬形制方面最重大的差別，后者也是考古學意義上漢文化的主要內涵之一。

那么，什么是“豎葬制墓”和“橫葬制墓”呢？

這里所說的“豎葬制墓”和“橫葬制墓”與傳統意義上的“豎穴式墓”和“橫穴式墓”近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傳統意義上的“豎穴式墓”與“橫穴式墓”多是從開挖或者建造方式來說的，而這里所說的“豎葬制墓”和“橫葬制墓”主要是從“下葬方式”以及由下葬方式導致的整體墓形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來區分的。本文所謂“豎葬制墓”，首先包括了商周及秦漢時期中小型無墓道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豎穴巖坑墓、豎穴石槨墓、豎穴磚槨墓，以及豎井墓道土洞墓、豎井墓道巖洞墓、豎井墓道空心磚墓、豎井墓道小磚墓在內，其特點不僅僅是豎穴開挖，而且下葬方式都是從墓口或墓道口豎向懸吊下棺；本文所說的“豎葬制墓”還包括一部分帶斜坡（或階梯）墓道的大中型土壙（或巖壙）木槨墓在內，其特點是：斜坡（或階梯）墓道底部與槨室頂部及二層臺大體齊平（或高出槨室頂部），沒有墓門（或封門），甬道的設置，也就是說最后棺柩的下葬仍然是豎向懸吊式的。這一特點，除吳越地區部分平地壘土的單葬土墩墓，以及商系墓葬中部分王陵級別的大型墓略有特殊外，在整個商周時期，特別是周系墓葬中具有普遍性，且漢代仍有較長時期的延續。如黃河流域商周時期的貴族大墓、長江流域春秋戰國時期的大中小型楚墓等，具體如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甘肅禮縣大堡子山及陜西雍城春秋秦公大墓、江陵天星觀及雨臺山楚墓、長沙馬王堆漢墓等，均屬于“豎葬制墓”范疇。

“橫葬制墓”都有斜坡（少部分為階梯）墓道，關鍵不同之處在于：墓道直通墓底，即墓道底部與墓室底部大體齊平，或略高于墓底（一般與墓底積炭、槨底板或鋪地磚大體齊平） ，有墓門（或封門），或有甬道、前室，其下葬方式是從斜坡墓道、墓門中送入，也就是說棺柩是橫向進入墓室的。這類墓包括大型“黃腸題湊”墓、大中小型斜坡（或平行）墓道崖洞墓、大中小型斜坡（或階梯）墓道木槨墓、中小型斜坡墓道土洞（木槨或木棺）墓、大中小型斜坡（或階梯）墓道磚室墓、大中小型斜坡墓道石室墓以及磚石合構墓等。一般來說，同規模的墓葬，“豎葬制墓”的墓道相對短而陡，“橫葬制墓”的墓道較長且緩，隨著時代的推移斜坡墓道具有加長的趨勢。（圖一）

關于中國古代墓葬形制的這一總體變化，中國學者早年曾以“豎穴墓”與“洞室墓”加以區分。日本學者町田章首次提出“豎穴式墳墓”和”洞穴式墳墓”的概念，并根據文獻記載指出秦始皇陵為橫穴式墓。日本中國籍學者黃曉芬2003年出版的《漢墓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中提出先秦兩漢墓葬形制經歷了從“槨墓”到”室墓”的變化，而她所說的“槨墓”和“室墓”在較早的論文中被稱為“豎穴式槨墓”和“橫穴式室墓”。關于“槨墓”和“室墓”的定義，《漢墓的考古學研究》指出：“埋葬設施的主體部分以埋葬槨為中心的稱為槨墓，埋葬設施的主體部分以埋葬室為中心的稱為室墓。漢代以前，傳統性的墓葬形制幾乎都可歸屬于豎穴原理的槨墓，其最突出的構造特點在于加強密封及與外界的隔絕，呈密閉型構造。與此相對，室墓形制從構造到機能都一反傳統，突出表現在以橫穴原理為特點，通過給地下埋葬設施內導入羨道、玄門、聯絡通道，開創了與外界全面開通的地下構造，同時還有意模仿地上建筑來筑造高大的死后空間。如此，密閉型的槨墓與開通型的室墓在本質和筑造方法上都呈現出根本差異。”黃曉芬關于“槨墓”與”室墓”的二分法無疑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筆者也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研究的。不過，本文所說的“豎葬制墓”和“橫葬制墓”雖然與黃曉芬的定義及論述部分相似，但也有諸多不同點（詳下文）。筆者早年曾邀請黃曉芬在北大作講座，對其在漢墓研究方面作出的貢獻，大家給予很高的評價。然而，由于其論著成文較早，受資料所限；以及某些問題尚未梳理清楚，難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用詞，表達方式不夠確切，妨礙了人們完整地去理解其本意。例如，近年一些學者也采用了黃曉芬的“槨墓”與“室墓”二分法來分析漢墓形制，但對“槨墓”與“室墓”的定義卻存在較大的不同（詳后引文）。《呂氏春秋》說“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既講槨又講室。按照學界通行的認知：“槨”是圍繞棺的外層木構，而墓壙之內、棺槨之間、棺內空間均構成“室”，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墓室”、“槨室”和“棺室”；“槨”為實體，“室”為空間，“槨墓”有室，“室墓”（或）有槨。2005年蔣曉春的博士學位論文《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曾指出：“黃曉芬的分法強調了墓葬的空間結構和形制特征，無疑頗具眼光，但是她忽略了一個問題，她的槨墓概念是建立在有槨的前提下的，但實際上漢代存在很多沒有槨只有棺的墓，那么這種僅有棺的墓和無棺無槨的土坑墓又應該如何歸屬？”總之，以“槨墓”和“室墓”來定義商周秦漢墓葬形制的重大變化似不夠全面準確。此外，以“豎穴式墓”和“橫穴式墓”稱之，易與傳統認識混淆，筆者早年亦曾使用該名稱，近年考慮再三，覺得以“豎葬制墓”和“橫葬制墓”命名更為貼切。

其二，定義標準不夠清晰?！稘h墓的考古學研究》在棺槨及墓葬結構的分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可圈可點，但未涉及兩種墓型是因為“下葬方式”的不同，以及因下葬方式改變而引發墓型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一關鍵要素。也許因為觀察角度不同的緣故，她將一些符合《漢墓的考古學研究》有關“室墓”定義的墓型仍視為“槨墓”。例如，將部分漢代大型“黃腸題湊”墓定義為“題湊型槨墓”（參見該書第19頁5圖之6、第76頁31圖），將部分大中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墓道直通墓底，有墓門或封門）定義為“箱型槨墓”（參見該書第18頁4圖之5）或“間切型槨墓”（參見該書第74頁30圖）。由于定義標準不夠清晰確切，致使部分墓葬定性與其初衷主旨未能保持一致。

其三，關于“橫穴式室墓”的起源時間及地域問題，《漢墓的考古學研究》認為：戰國時期楚式大中型木槨墓繪制門窗，由此具有真正墓門的“橫穴式室墓”可能起源于楚地的大中型木停墓。然而，考古資料表明，從戰國至西漢早期，這一轉變在長江流域的楚地并未發生，而該地區西漢早期以大型黃腸題湊墓為代表的“橫葬制墓”是關中秦漢都城首發之地向外傳播或影響后的結果。

其四，認為“槨墓”向“室墓”變化的內在原因之一是墓內祭祀空間的興起，但這種說法不符合漢代墓內祭祀及墓型發展的實際情況，墓內祭祀空間的興起是墓型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近些年來，隨著漢墓資料的大量積累，諸多學者，特別是一些高校的碩士、博士分別對不同地區的漢墓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些學者也采用了黃曉芬的“槨墓”與“室墓”二分法來分析漢墓形制，但由于各自的理解不同，以致在具體分類中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宋蓉的博士學位論文《漢代郡國分制的考古學觀察——以關東地區漢代墓葬為中心》將帶有斜坡墓道的大型黃腸題湊墓和大型、次大型土壙木槨墓（墓道直通墓底，有墓門或封門）均歸為“槨墓”，而將具有豎井墓道的洞室墓（包括洞室木槨墓）歸入“室墓”；余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南方地區兩漢墓葬研究》將“槨墓”的涵蓋范圍擴大，即使用木停作為主體葬具者均定義為“槨墓”；而將“室墓”的范圍縮小，即不包括帶有墓道、墓門的木槨墓在內。這種分類，與黃曉芬的本意已不同，也偏離了“槨墓”與“室墓”二分法的精華所在。前引蔣曉春的《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在黃曉芬論述的基礎上，提出了“密閉型”與“開通型”稱謂，這一提法更為全面，也領悟到黃曉芬二分法的主旨所在。然而，該文有關“密閉型”與“開通型”的判斷標準卻存在難以把握的問題，如將土（石）坑墓均歸為密閉型墓，卻忽視了有無墓道、墓門設置這些與開通相關的要素。實質上，所有墓葬都要回填密閉，因而這一稱謂也不是很合適。

筆者之所以引入“豎葬制墓”和“橫葬制墓”的概念，一是可以涵蓋全部墓型；二是強調“下葬方式”的不同，而“下葬方式”的不同正是導致墓型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關鍵所在。關于先秦兩漢墓葬“下葬方式”的不同，古文獻中多有記載，高崇文，劉尊志已進行過很好的探討，可參見；三是與傳統的“豎穴式墓”和“橫穴式墓”含義歧見而有所區分。從“豎葬制墓”到“橫葬制墓”的歷史性變革，與其他變革一樣，總是與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即都城所在地密不可分。而近年來，戰國晚期至秦代，以及西漢早期“橫葬制墓”在秦都、漢都之地，即今西安、咸陽及其鄰近地區多有發現，從而為弄清楚“橫葬制墓”的起源時間及地域提供了契機。

二、西漢時期大型、次大型“橫葬制墓”的類型與起源

兩漢時期的“橫葬制墓”可分為大型“黃腸題湊”墓、大中小型橫穴式崖洞墓、大中小型斜坡（或階梯）墓道土壙木槨墓、中小型斜坡墓道土洞室木槨墓、大中型斜坡墓道石室墓、大中型斜坡（或階梯）墓道磚石合構墓，大中小型斜坡（或階梯）墓道磚室墓等。其中，前四類在戰國晚期、秦代或西漢早期就已經出現；后三類主要是西漢中晚期新出現的“橫葬制墓”類型。

1.大型“黃腸題湊”墓

目前已發掘的西漢時期的黃腸題湊墓有十多座，盡管都是豎穴開挖，但斜坡墓道直通墓底，即與墓底（或槨底板）大體齊平，并且設置有甬道、墓門、前室，也就是說下葬方式是橫向進人墓室，因而所有黃腸題湊墓均屬于“橫葬制墓”范疇。大型黃腸題湊墓在西漢早期就多有發現，如石家莊小沿村趙王張耳墓、長沙望城坡長沙王后漁陽墓、長沙象鼻嘴某代長沙王墓、長沙咸家湖長沙王后曹

墓、長沙風盤嶺某長沙王后墓、江蘇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劉非墓。屬于西漢中晚期的有安徽六安雙墩六安王劉慶墓、河北定縣八角廊中山懷王劉修墓、江蘇高郵天山廣陵厲王劉胥墓、長沙望城風篷嶺某代劉姓長沙王后墓、北京老山燕王或廣陽王墓、北京大葆臺廣陽頃王劉建墓、山東定陶縣靈圣湖定陶王墓等。

長期以來，人們不大明白為什么自西漢早期就出現并流行這種大型黃腸題湊墓，其來源在哪里？前幾年被盜掘的臨潼秦東陵一號陵園一號大墓，終于揭開了這一謎底。該墓被盜后在破案過程中，專業人員從盜洞下去發現墓室保存較好，沒有完全坍塌，并進行了拍照和攝像，從影像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該墓使用了黃腸題湊葬制，其結構與漢代黃腸題湊一致。關于該墓的墓主與年代，從盜墓者那里繳獲的銘文漆豆看，一般認為屬于秦始皇曾祖父秦昭襄王之陵寢，其年代為戰國晚期。

關于秦昭王墓用黃腸題湊還見于文獻記載?！短接[》卷五百六十引《皇覽·冢墓記》記載，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余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愿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span>

目前，關東地區戰國王陵亦有發掘，但并未發現黃腸題湊墓，如20世紀30年代被盜掘的安徽李三谷堆戰國晚期楚王墓未見使用黃腸題湊。河南新鄭胡莊戰國晚期韓王陵仍為傳統的木槨形態，不過其槨室為兩面坡的屋型，較為少見。過去有人認為河南輝縣固圍村大墓使用了題湊葬制，但與漢代“木頭皆內向”的黃腸題湊形態并不相同。

實際上，秦國的這種黃腸題湊葬制并不限于戰國秦東陵這一座墓，其他戰國秦王陵以及秦始皇陵地宮很可能也使用了黃腸題湊。從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載秦始皇陵地宮有多重墓門以及考古鉆探的墓壙結構看，秦始皇陵地宮采用黃腸題湊葬制的可能性很大，對此多有學者論及，筆者也曾專文進行過探討。過去大凡提到“漢承秦制”，主要是從政治、經濟方面著眼的，其實，西漢帝陵及陵園規制承繼秦始皇陵是很明顯的。西漢帝陵雖未發掘，但使用黃腸題湊葬制史書有明確記載，西漢諸侯王墓與帝陵同制，也使用黃腸題湊。由此可見，漢代帝王的黃腸題湊葬制當源于戰國時期的秦王陵和秦始皇陵。

2.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及斜坡墓道磚室墓

20世紀70年代發掘的咸陽楊家灣漢墓，因出土了大量的彩繪兵馬俑而聞名于世。兩座大墓均為帶斜坡墓道的土壙木槨墓，可能因地形原因，斜坡墓道均形成折拐。其中M4的簡報稱：“墓葬的整體結構分為封土、墓道（包括墓門、中庭）、墓室（后堂）三部分?！边@里未清楚描述斜坡墓道是否直通墓底，但因設置有墓門、中庭，應屬于“橫葬制墓”。咸陽楊家灣漢墓為高祖長陵的陪葬墓，可能是漢初列侯周勃夫婦之墓。

1986年在西安市東南郊新安機磚廠發掘一座大型斜坡墓道土壙積炭木槨墓，由封土、墓道、門屏、墓室四部分組成，其中長斜坡墓道的盡頭與墓室底之積炭層大體齊平，在斜坡墓道與墓室之間有5米長的水平墓道，可視為甬道，槨室分割為九箱，墓內出土“利成家臣”封泥，簡報認為與武帝初年的利鄉侯劉嬰有關。

《白鹿原漢墓》發掘報告中，屬于西漢早期的M95為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全墓由封土、斜坡墓道、壁龕、過洞（天井）、墓室五部分組成，全長30.15米。該墓斜坡墓道的盡頭與墓室底部基本齊平，墓室內長方形外槨靠墓道一側為豎向木板封門。該墓因被盜墓主身份不明，報告推測為關內侯級。

2018年3月-2019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為配合白鹿原水生態建設，在西安市灞橋區栗家村西發掘了2座西漢早期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筆者應邀曾前往考察。兩墓斜坡墓道的盡頭與墓底槨底板大體齊平，當為“橫葬制墓”。該墓盡管被盜，還是出土了豐富的隨葬品，其中M1出土了2200片玉衣片以及“□卻家臣”封泥，兩墓的墓主當為某列侯及其夫人，是文帝霸陵的陪葬墓之一。

漢景帝陽陵陪葬墓園先后鉆探出數十座長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其中，位于陪葬墓區中心地帶的光明飲品公司征地范圍內，發掘了10多座這類大型、次大型墓葬，其共同特點是斜坡墓道直通墓底，有墓門或封門，均屬于“橫葬制墓”。這批墓葬等級較高，屬于陽陵功臣列侯陪葬墓，其中的M130為鄲侯或繩侯周應墓，M760為高宛制侯丙午墓。

西安及其鄰近地區西漢中晚期至新莽時期的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以及斜坡墓道磚券墓也有較多發現。

位于藍田縣的支家溝漢墓為依山而建平地起墳的大型長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該墓由墓園、封土、墓道、壁龕、前室、封門、主墓室等幾部分組成。墓道殘長34米，坡度10度，墓道盡頭與墓室底部基本齊平；主墓室平面略呈長方形，上口南北長18、東西寬20.6米，底部南北長12.22、東西寬15、墓底距地表深11米，木槨為回廊式結構，墓底柱洞及夯土臺旁的凹槽中墊磚。該墓出有玉衣片、著衣陶俑等，所出封泥、銅器銘文多與皇室有關，顯示其尊貴身份。該墓年代為西漢中期，墓主為一成年女性，有學者推論為漢昭帝時的鄂邑蓋長公主。

2008-2009年，西安市南郊鳳棲原發掘了張安世家族墓園，位于墓園中心的M8墓主是卒于宣帝時期的富平侯張安世。該墓為大型斜坡墓道土壙磚木合構墓，斜坡墓道長達65米，墓道兩側置有3座木槨耳室。墓壙內前置磚槨室，后為磚木合構的主槨室，主槨室為夯土四壁、壁內砌磚槨、內置木槨。從葬埋過程看，當主槨室葬埋完成后，再在墓室前部增筑磚槨室，以葬埋車馬。該墓主槨室被焚燒，有無墓門不清楚，看來，最初的斜坡墓道應直通主槨室墓底，在棺柩人葬后，再在主槨室前端增筑磚槨室。位于M8東南側的M25規模稍小，為帶斜坡墓道的磚券墓，為夫人墓。

2012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石家街城中村改造項目的建設中發掘了一座大型斜坡墓道土壙磚木合構墓，墓壙東西長30.4米，南北寬24米。墓葬年代為西漢中晚期，發掘者認為屬于列侯級別。

2018年6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長安區千林郡住宅小區發掘了東西向并列的2座積沙磚券墓。M1由墓道、墓室和磚券槨室三部分組成；墓道前段為斜坡土壙，后部小磚券拱（長23.2米），亦呈斜坡狀；墓室平面呈長方形，口大底小，四壁有兩個二層臺，開口東西長13.4、南北寬11.6米，墓室正中為長方形磚券槨室。M2由斜坡墓道、長方形墓室和墓道兩側4個耳室組成，斜坡墓道殘長25.9米，直通墓底；墓室東西長12.8、南北寬12.1米，殘深7.9米；磚槨為券頂結構。兩墓之間有土洞連接，磚槨四周及上下皆有大量河沙堆積。據M1出土墨書磚銘文可知，這兩座積沙磚券墓應為西漢晚期某代“宜春侯”夫婦異穴并葬墓。

除以上所列墓例外，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同行告知，西安一帶為配合基本建設已發掘但未發表的這類大型、次大型或中型墓還有多座。

總之，今西安及其鄰近地區，西漢時期的列侯、高官、貴族普遍采用這種長斜坡墓道直通墓底的大型、次大型土壙木槨墓或磚券墓。因而，有理由相信，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宣帝杜陵等帝陵附近數以百計的大型、次大型陪葬墓很可能都是這種具有斜坡墓道的“橫葬制墓”形態。

西安及其鄰近地區西漢時期已廣為流行的這種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其來源近年也有了新的突破。2010年以來，在秦始皇陵外陵園西墻外鉆探出4座中字形大墓和5座甲字形次大型墓，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群。近年，發掘了緊靠陵園西墻的一座中字形大墓，被稱為陵西大墓（M1）。該墓發掘已基本結束，從發掘者向媒體披露的信息看，該墓平面呈中字形，由南、北墓道與墓室三部分組成。根據墓道坡度復原，全長約100米，南墓道長31米、北墓道殘長34米；南墓道底部下距墓室底3.8米，北墓道幾乎直通墓底，進人墓室處有豎向封門木，北墓道一部分因為土地問題而未能發掘。墓室呈長方形，口大底小，上口南北長29米、東西寬28米，距地表總深15.6米。值得注意的是，南墓道盡頭高出墓室底部3.8米，應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而北墓道直通墓底，與槨底板大體齊平。這正體現了從傳統“豎葬制墓”向“橫葬制墓”的過渡，北墓道長于南墓道，為主要出人通道，因而總體上屬于“橫葬制墓”范疇。該墓資料尚在整理中，發掘者判斷不晚于秦代。

從陵西大墓看，西安附近西漢早期就流行的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直通墓底的土壙木槨墓當來源于同地區的秦代。此外，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以及諸多陪葬坑的斜坡通道均直通坑底。也就是說，至遲在戰國晚期至秦代，包括黃腸題湊大墓在內，這種“橫葬制”方式在大型墓葬中就已經發生，至西漢早期首先在西安一帶大墓中流行并逐漸形成一種新的葬埋理念。

除西安地區外，西漢早期的這種大型、次大型帶斜坡墓道土壙（或巖壙）木槨墓也見于關中以外地區，但發現相對零散，年代上也略晚于秦漢都城一帶。

2001年在濟南市西郊發掘的臘山M1，墓葬平面為折尺形，由墓道、前庭和墓室組成。墓道為斜坡狀，斜度為18度，底部經過夯打，南北殘長11米；墓室上寬下窄，口部東西長27.5、南北寬7.4-8.4米，底部長25.5、寬4.8-6米，可分為前室與后室兩大部分，內置木槨，前有石墻封堵。發掘者認為墓主為西漢早期的某列侯夫人。

江蘇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大墓有兩座，其中M1為黃腸題湊墓，墓主為江都王劉非。M2與M1東西并列，是江都王劉非的王后，但未使用黃腸題湊。M2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墓道均為斜坡結構，北墓道口殘長11米，近墓室處斜坡未至墓底；南墓道口長30米，是主墓道，墓道盡頭與墓底基本齊平。墓室開口南北長15、東西寬14.4、深15米，由主室、北室、南室三部分組成，主室位于墓室中央，由一棺一槨構成。從墓道及墓室結構看，當為次大型帶斜坡墓道橫葬制巖坑木槨墓。M2與M1為同塋異穴，M2的封土疊壓在M1的大封土之下，故M2的下葬時間要早于M1，簡報認為年代當在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27年或稍后。

1999年發掘的湖南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為長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墓道長37米，墓道盡頭直通墓底；因墓壙上部被破壞，推測墓口長約17.5、寬14.2米，墓壙南、北兩壁均開鑿有向下部延伸的人字形階梯；墓室由主墓室和兩側的外藏槨組成，外藏槨和主墓室之間有門柵相隔，門柵由兩層組成，內層為立板直立，外層為橫板豎立。在內層立板上，南、北兩側的中間部位有漆書“南扇”、“北扇”字樣，當為門扉之意。主槨室則由頭箱、南北邊箱及棺室組成。虎溪山一號漢墓墓主為長沙王吳臣之子第一代沅陵侯吳陽（高后元年受封，死于文帝后元二年，即前162年）。

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發掘了兩座屬于西漢早期的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分室木槨墓，兩座墓的形制相似。以M2為例，發掘前尚存封土，墓室的南面是墓道，斜長11.30米，墓道下口高出墓坑底部僅0.28米（與槨底板齊平）；墓室南北長12.72、東西寬4.90-6.06米，墓口至墓底深3.20米，墓室內槨室分隔成前、后兩室，由頂蓋、封門、東西北三壁和底板相互扣合而成一體，其中槨室口的封門是用十二根正方形或長方形的木柱并立封住的。關于墓主身份，羅泊灣二號墓中隨葬“夫人”玉印，報告認為墓主有可能是趙氏王國派駐當地的相當于王侯一級官吏的配偶。而一號墓規模大于二號墓，黃展岳認為一號墓墓主應是受南越王趙佗冊封的當地土著首領西甌君，地位相當于漢代異姓諸侯；二號墓墓主應是西甌君夫人。此外，與羅泊灣兩座墓規模、形制相似的還有廣西賀縣金鐘一號漢墓等。賀縣金鐘一號墓為夫婦合葬墓，出土有“左夫人”玉印，簡報認為屬于西漢前期后段（南越王國的后期）侯王一級的人物。這幾座大型墓，均為嶺南地區西漢早期的“橫葬制墓”。

西漢中晚期至新莽前后，這種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的土壙（或巖壙）木槨墓或磚木合構墓，以及磚室墓在全國各地也有較多發現，其身份多為列侯，高官或貴族。

山東壽光縣三元孫村發掘了150多座漢墓，其中M1為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磚木合構墓，年代為西漢中期偏晚。該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墓室四部分組成，斜坡墓道長24.1米，坡度15度，墓道后端與甬道連接；甬道系由墓道后端底部鑿洞而通入墓室，長10.6米，底部鋪有木板，甬道與墓道連接處有木質擋板，甬道與墓道間有以青灰小磚砌成的封門墻；墓室平面略呈正方形，墓口南北長9.16、東西寬9.25米，周圍砌筑磚槨，墓室中部溝槽（原豎有木板相隔）將其分為東、西兩室，當為非同時而葬的夫妻合葬墓。因被盜嚴重，墓主不明，報告推測為大貴族或上層官吏。

山東陽谷縣吳樓一號漢墓為一座次大型斜坡墓道回廊式磚券墓，墓葬發現時已遭盜擾，殘存封土，地表發現較多“長樂未央”瓦當及漢瓦，表明原有墓園建筑。該墓由斜坡墓道（大部破壞）、甬道、兩個主墓室及回廊構成，墓室南北全長12.6、東西最寬處9.56米，墓葬的年代為西漢末年。經實地踏勘，該墓附近還有四座規模接近的墓葬，簡報考證吳樓一號墓及鄰近的四座墓應屬于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陽平侯”王禁家族墓地。

80年代在山西朔縣平朔露天煤礦第五工程區發掘了一座漢代次大型積石積炭土壙木槨墓（5M1）。墓葬由斜坡墓道、木構甬道以及墓室三部分組成。斜坡墓道（中部有不規則的七級階梯）長13.4米，墓道盡頭與甬道底部及墓室槨底板大體齊平，從甬道進入墓室設有三道封門，靠甬道一側為立柱封門，其余為木板封門。以墓室底計，東西長約13.6、南北寬約5米，內用木材置前后兩個槨室，相當于前堂后室。木構甬道頂部及前后槨室的土壙四周均填以大量的石塊、瓦塊。該墓年代為西漢中晚期，出土的兩枚印章表明墓主人姓王名柱，字子孺，與之合葬者應為墓主人妻室，簡報認為墓主是當地顯宦大族。

四川綿陽永興雙包山發掘的一號、二號墓均為斜坡墓道、前堂后寢結構的大型木槨墓，有墓門及封門石。其中一號墓年代為西漢中期，二號墓稍早于一號墓。以二號墓為例，該墓的墓壙及墓道上部被毀，現存壙口長24.2、寬6.56-11.2、深2.7-4.4米。該墓規模宏大，隨葬品豐富，且出有玉衣片，墓主人身份較高。

50年代發掘的長沙國王族“劉嬌”墓（M401）為平行墓道的大型土壙木槨墓。墓道在墓室北面，長45米，因地形南高北低，墓道不作斜坡或階梯狀，而是與墓室底部在同一條水平線上。墓室全長20.34米，共三個木槨室，兩個在前部，一東一西，放置隨葬品；一個在后部，乃是棺柩所在的主槨室。長沙M203號墓，墓道在墓室的西面，現存階梯式墓道長4.75米，與墓室槨底板齊平;墓室全長10.9米，寬3-4米，分為前室、中室和后室三部分。

湖南永州市鷂子嶺西漢晚期泉陵侯家族墓，報告推論MI的墓主為第三代泉陵侯劉慶，M2墓室規模略小于M1 ，為泉陵侯夫人。以M2為例，該墓平面為甲字形，墓道向西，大部分已被毀，長度不明，墓道近墓室一端殘存斜坡為4度，墓道底端高出墓室底部0.62米，推測為階梯式墓道;墓坑東西長10.3、南北寬9.2米，長方形墓坑內以雙層木仿構筑外槨，槨內再分出前庭、后室，墓葬中棺、槨均已損毀。此外，1984年清理的“劉彊”墓，規模略小，亦屬泉陵侯家族成員之一。

2007年發掘的江西省蓮花縣羅漢山西漢安成侯墓為一座帶斜坡墓道的次大型土壙木槨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封土、墓道、墓坑和槨室四部分構成。墓道位于墓坑東側中部，殘長9.6、寬4米。墓道呈斜坡狀，墓道下口距墓室底部約0.64米（略高于墓底，可能與槨底板平），墓室長2.39、寬8.9米。墓主安成侯為長沙王劉發次子劉蒼，卒于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

近年新發掘的江西南昌?；韬顒①R墓是漢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劉賀家族墓園內，以?；韬顒①R墓（Ml）和侯夫人墓（M2）為中心，有多座祔葬墓。Ml平面呈甲字形，墓道在南，長15.65-16.17米，墓道中部為斜坡，兩側為階梯，墓道底部略高于墓底，與槨室底板基本齊平。墓室口南北長約17.2、東西寬約17.1、深約8米，槨室由甬道、回廊形藏槨和中心部位的東西主槨室構成。劉賀卒于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

3.大型橫穴式崖洞墓

橫穴式崖洞墓在西漢時期主要為諸侯王級別所有，規模宏大；東漢時期則多見于西南地區，墓葬規模大小不等，墓主身份亦較復雜。西漢時期屬于諸侯王級別的大型橫穴式崖洞墓群已發掘的主要有江蘇徐州漢代楚國王陵、河南永城梁國王陵、河北滿城中山國王陵、山東曲阜九龍山魯國王陵，這種大型橫穴式崖洞墓均屬于“橫葬制墓”。其中，西漢早期的只見于徐州漢代楚國王陵和河南永城梁國王陵。據多位學者研究，徐州屬于西漢早期的楚王墓按照早晚排序依次為楚王山漢墓、獅子山漢墓、馱籃山漢墓（2座）、北洞山漢墓、龜山漢墓。楚王山漢墓墓主可能是第一代楚元王劉交，該墓的主墓室為豎穴開挖的石坑，與橫向甬道及長斜坡墓道連接；其他幾座楚王墓主墓室開鑿為洞室。研究者指出，徐州西漢早期楚王墓的形制演變規律是主墓室由豎穴開挖轉變為橫穴洞室，墓道則由斜坡墓道向水平墓道發展。從徐州西漢早期楚王墓所具有的發展脈絡看，這種大型橫穴式崖洞墓當源自本地。河南永城梁國王陵與徐州楚王陵地理位置相近，屬于西漢早期的保安山一號墓（梁孝王劉武，前168-前144年）、保安山二號墓（梁孝王之李王后，卒于前123年）、柿園漢墓（梁共王劉買，前144-前136年），年代上略晚于徐州最早的幾代楚王墓，不排除受到楚王墓葬制之影響?！妒酚?孝文本紀》載文帝遺詔曰：“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边^去認為文帝霸陵為這種橫穴式崖洞墓，但從最新的調查、鉆探與發掘看，這種可能性已經排除，新發現的江村大墓才是漢文帝霸陵，墓葬形制與景帝陽陵一致，應為平地開挖的大型黃腸題湊墓。因而，徐州漢代楚王陵、河南永城梁王陵等在西漢早期就流行的大型橫穴式崖洞墓與文帝霸陵無關，而是當地特殊的地理環境下的產物。這種鑿山為藏的大型橫穴式崖洞墓最初可能是為了防盜，橫穴開鑿可將整個墓室隱藏在山石中。誠然，這只是原因之一，很可能這種大型橫穴式崖洞墓的出現與戰國晚期至秦代以及西漢早期流行的因大型黃腸題湊墓、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而形成的“橫葬制”葬埋理念有關。

4.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石室墓或石木、磚石合構墓

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石室墓或石木、磚石合構墓是西漢中晚期出現、東漢時期頗為流行的墓葬形制，而屬于西漢早期偏晚的大型石室墓僅發現一座，即廣州象崗南越王墓。該墓位于象崗山頂，平面向下開挖，因使用了大量石塊砌筑墓室，被稱為石室墓。該墓由斜坡墓道、前室、東西耳室、后室（又分為主室、后藏室、東西側室）組成。象崗南越王墓為西漢早期偏晚的第二代南越王趙眛（前137-前122年）之墓。該墓的斜坡墓道直通墓底，設置有兩道墓門，符合“橫葬制墓”的特點。需要說明的是，石室墓在中原地區多見于西漢中晚期及東漢時期，其形制和構筑方法與南越王墓有較大的不同。這座墓盡管為石室結構，但東、西耳室開鑿成洞室，兼具崖洞墓的一些特點，若從墓室整體布局看，又與南越國大中型斜坡墓道分室木槨墓，以及與南越國毗鄰的西漢長沙國具有楚式風格的大型木槨墓結構近似。

河北鹿泉市高莊Ml為大型斜坡墓道石木合構墓，墓主為常山王劉舜，在位32年，卒于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稍晚于南越王墓。該墓平面呈中字形，東、西兩條斜坡墓道及墓室全長94.5米，墓道直通墓底；土壙墓室上口南北長35.3、東西寬約33米，墓底南北長16.2、東西寬19.3米；外為回廊形，內為石構墓室，回廊內用淺紅色頁巖條石砌筑石墻（報告稱之為石?。?，平面呈長方形，墓底與墓頂皆鋪有石塊，石墻內原來有木質棺槨，回廊內亦置木槨，均已嚴重焚燒不存。

河南永城梁國王陵區除前述大型橫穴式崖洞墓外，還有多座規模較小的石室墓，如窯山一號墓、窯山二號墓、夫子山三號墓、黃土山三號墓等。這類墓均有長斜坡墓道，墓道盡頭直通墓底，墓室為石塊壘砌，屬于次大型或中型石室墓，年代為西漢中晚期。這類石室墓盡管規模較小，但從出土的玉衣片等遺物看，等級并不低，發掘者認為這與梁國國勢興衰有關，是有道理的。

河南南陽地區是西漢時期石室墓或磚石合構墓最為發達的地區，所用石材多雕刻畫像，一般稱之為畫像石墓。其中，帶斜坡墓道的回廊式石室墓或磚石合構墓規模較大，屬次大型或中型墓，如河南方城東關漢畫像石墓、唐河縣電廠漢畫像石墓、南陽楊官寺畫像石墓、唐河針織廠漢畫像石墓、唐河漢郁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等。這類墓均有斜坡墓道，且墓道直通墓底，設置有墓門。今南陽地區西漢時為南陽郡，經濟發達，這類墓的墓主或為地方高官，或為地方富戶。類似的石室墓還見于山東地區，山東平陰新屯Ml亦為這種帶斜坡墓道的回廊式漢畫像石墓，年代為西漢晚期。（圖二）

需要說明的是，西漢時期王侯級別的大型、次大型墓葬多數為斜坡墓道直通墓底的“橫葬制墓”，但也不盡然，少數墓葬盡管有斜坡墓道，但墓道底部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仍屬于“豎葬制墓”范疇。如湖南長沙馬王堆三座西漢早期轪侯家族墓，斜坡墓道底部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包括棺槨及隨葬品在內，整體上延續了楚文化傳統。山東雙乳山西漢武帝末年濟北王劉寬墓槨室為傳統的箱式結構（二槨三棺），斜坡墓道底部高出墓底4米，應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山東巨野紅土山墓是一座西漢巖坑墓，先在山腰上鑿出平面呈長方形的豎穴石壙，全長70、寬4.7-7.1、深6-11.9米，石壙挖成后，再在石壙內砌石墻，隔出墓道、墓室。該墓出土的隨葬品豐富、等級高，年代大致為西漢中期偏早，簡報認為墓主為昌邑哀王劉髆的可能性較大。

三、西漢時期中小型“橫葬制墓”的類型與來源

西漢時期屬于王侯、高官、貴族級別的大型、次大型“橫葬制墓”已廣為流行，但一般官吏或普通民眾的中小型“橫葬制墓”在全國各地則呈現出發展的滯后性與不平衡性。中小型“橫葬制墓”在西漢早期主要有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斜坡墓道洞室木槨墓，這兩種墓型在某些地區延續至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自西漢中晚期開始，在前述兩種墓葬的基礎上，因建筑材料的進步，發展出了斜坡（或階梯）墓道磚室墓、斜坡（或階梯）墓道石室墓，以及斜坡（或階梯）墓道磚木、磚石合構墓。全國已發掘的漢墓數量眾多，以下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區域分別加以考察。

1.西安地區

《西安龍首原漢墓》報告發表的42座墓均為只出半兩錢的西漢早期墓，其中無墓道豎穴土壙墓4座、豎井墓道洞室木槨或單棺墓30座，是為“豎葬制墓”；另斜坡墓道土壙墓3座、斜坡墓道土洞室（木槨）墓5座，斜坡墓道底部與墓室底部齊平（個別稍高或稍低于墓底），有甬道、封門，是為“橫葬制墓”。以西安西北醫療設備廠M170號墓為例說明如下：該墓由斜坡墓道、天井、過洞、洞室四部分構成，有封門，為板封，一槨二棺；出土陶器24件、銅器17件、半兩錢162枚、鐵器1件、玉器17件（包括玉印3方），另有水晶印1方，篆刻“陳請士”三字。西安龍首原漢墓總計42座，“橫葬制墓”共8座，約占總墓數的19%。

《西安北郊鄭王村西漢墓》發掘報告中，第一期（西漢早期后段，即武帝前期）共17座墓。其中，豎穴土坑墓1座，占5.9%；豎井墓道土洞室墓13座，占76.5%；斜坡墓道土洞室木槨墓3座（M37、M138、M160），占17.6%。

西安地區零星發掘的屬于西漢早期的這類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斜坡墓道土洞室木槨墓（“橫葬制墓”）還有很多。如1991年發掘的龍首村西漢早期M2，西安南郊荊寺二村西漢早期M1、M2，西安北郊棗園Ml，西安東郊國棉五廠M5、M6，西安富力賽高城市廣場M14等。

《長安漢墓》發掘報告是《西安龍首原漢墓》的續編，匯集了漢長安城附近西漢中期至王莽時期的漢墓共計139座，而墓葬登記表所列達670多座（少數為西漢早期）。報告將這批墓葬分為四期，年代大致從西漢中期至新莽時期前后。這批墓葬中，以豎井墓道土洞（或有棺槨）墓、豎井墓道小磚墓為主，另有少量無墓道豎穴土坑墓；帶斜坡墓道的91座，包括斜坡墓道土洞墓、斜坡墓道磚室墓。前者為“豎葬制墓”，后者為“橫葬制墓”，后者占總墓葬的比例大約為14%。也就是說，這批墓葬中“豎葬制墓”仍占絕大多數，與西漢早期的西安龍首原漢墓相比，“橫葬制墓”并未明顯增加。究其原因，這批墓葬中絕大多數為小型墓。

西安附近已發掘的西漢中晚期至新莽時期的中型“橫葬制墓”還有許多，大體可分為三類：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斜坡墓道洞室木槨墓、斜坡墓道磚券墓，墓道均直通墓底，且設置有墓門或封門。前述張安世家族墓園的東側、北側、西側共有西漢中期至新莽時期的中型祔葬墓12座，均為帶墓道的甲字形墓。其中，發掘了墓園東側9座祔葬墓中的8座，為中型帶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或小磚券頂墓，這批墓均屬于“橫葬制墓”。1998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尤家莊省交通學校新校址建設的隨工清理考古工作中，發掘了一座西漢中晚期的積沙墓，該墓是一座帶斜坡墓道的土壙木槨墓，墓道盡頭與墓室槨底板大體齊平，設置有甬道、封門，年代為西漢中晚期。西安南郊曲江羊頭鎮西漢墓M3為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M20、M68為斜坡墓道土壙磚券墓。2012年發掘的西安北郊萬達廣場五號漢墓，為斜坡墓道洞室小磚券頂墓，墓道底部與墓底鋪地磚齊平。此外，西安發掘的幾座西漢晚期壁畫墓，如西安曲江池壁畫墓、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西安理工大學壁畫墓，均為帶斜坡墓道的磚券墓，墓道直通墓底，設置有耳室、封門。從總體上看，西安地區已發掘的這類“橫葬制墓”與同期“豎葬制墓”相比，規模較大，多屬于中型墓。

早于西漢時期，屬于秦代的這種帶斜坡墓道土洞室木槨墓也已發現。位于秦始皇陵陵園東墻外的臨潼上焦村共鉆探出17座墓，已發掘8座，其中的6座為斜坡墓道洞室木槨墓，斜坡墓道直通墓底，有甬道、封門，屬于中小型“橫葬制墓”。這批墓葬被認為是秦二世上臺后誅殺的諸公子、公主的墓葬，年代為秦代，屬于秦始皇陵的特殊陪葬墓。從臨潼上焦村秦墓的發現看，西安地區西漢時期已較多見的這種中小型帶斜坡墓道土洞室木槨墓也源于同地區的秦代。

2.豫西、豫北及晉南地區

《洛陽邙山戰國西漢墓發掘報告》報道戰國西漢墓葬210座，其中屬于西漢早期的墓葬形制大多為豎井墓道洞室墓。50年代出版的《洛陽燒溝漢墓》發掘報告共計225座墓，時代從西漢中期延續至東漢晚期（第1、2、3期分別為西漢中、晚、王莽前后；第4、5、6期分別為東漢早、中、晚）。報告將墓葬形制分為五大型。第一型平頂墓（單棺或雙棺空心磚墓及土洞墓）57座，第二型弧頂墓（空心磚墓、小磚券頂墓及土洞墓）86座，第一、二型均為豎井墓道洞室墓，流行于西漢中晚期至王莽前后。第三型單穹隆頂小磚墓40座，除有豎井墓道（三型I式30座）外，新出現豎井墓道加階梯墓道（三型口式10座）。洛陽一帶在整個西漢時期，中小型墓基本為豎井墓道的“豎葬制墓”，而帶階梯或斜坡墓道的“橫葬制墓”要晚至新莽至東漢早期才出現。

20世紀80年代，山西曲沃縣天馬—曲村晉國墓地發掘的同時，也發掘了一批秦漢時期的小型墓葬，楊哲峰負責資料整理并完成了《曲村秦漢墓葬分期》碩士學位論文。這批墓葬總計94座，主要有豎穴土坑墓和豎井墓道洞室墓兩大類，年代從戰國晚期延續至西漢末年。其中，第一、二、三期為戰國晚期至西漢文景時期，流行豎穴土坑墓，至秦代前后則以豎井墓道洞室墓為主，第四、五期仍流行豎井墓道洞室墓。這批墓葬均屬于“豎葬制墓”。

2015年朱津的博士學位論文《三河地區漢墓研究》，將漢代河南郡（大致相當于今洛陽、鄭州、開封一帶）、河內郡（今河南北部地區）、河東郡（今山西省西南部）的2307座兩漢墓葬分為豎穴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磚墓、小磚墓幾大類。據該文研究，三河地區各地有一定差別，但總體上接近，西漢早期以無墓道土坑豎穴墓、豎井墓道土洞墓為主，豎井墓道空心磚墓占有一定比例。從西漢中期開始，大量盛行帶豎井墓道的土洞室墓、豎井墓道空心磚墓，新出現豎井墓道小磚墓，西漢中期的偏晚階段，豎井墓道小磚墓的空間進一步加大，頂部結構開始出現少量的弧頂，兩次造夫婦合葬墓較為普遍。西漢晚期豎井墓道土洞墓的數量急劇減少，豎井墓道空心磚墓繼續流行，豎井墓道小磚券墓逐漸成為主流。

3.南陽地區

宋蓉的《南陽地區漢代墓葬研究》一文將南陽地區漢墓分為A型墓和B型墓兩大類。Aa型墓為無墓道豎穴木槨墓，Ab型為斜坡墓道木槨墓，但斜坡墓道盡頭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即A型墓均屬于“豎葬制墓”類。B型墓為磚石墓（小磚墓、石室墓或磚石合構墓），可分為Ba（單室墓）、Bb（前室橫置，后并列雙室、三室或四室），Bc（前室寬度小于后室，后為雙室）、Bd（回廊式墓，規模較大，見前述）四亞型，B型墓均有斜坡墓道，墓道末端與墓室底部基本齊平，設置有墓門，為“橫葬制墓”。西漢早期均為A型墓，并延續至西漢中晚期。西漢中期出現B型墓，但A型墓仍占有一定數量；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則以B型墓為主，分別占比65%和87%以上。也就是說，南陽地區“橫葬制墓”出現于西漢中期，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已成為墓葬形制的主流。

南陽漢墓與洛陽漢墓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可能與該地區多用石材造墓以及墓葬規模較大有關。

4.山東地區

今山東地區地域范圍廣大，各地漢墓的情況較為復雜，鄭同修、楊愛國的《山東漢代墓葬形制初論》、胡趙建的《山東漢墓初步研究》、劉劍的《山東地區漢代墓葬的考古學研究》等論文對山東漢墓進行了系統研究。綜合他們的歸納與總結，山東漢代中小型墓葬形制主要有無墓道豎穴土（巖）坑（木槨或木棺）墓、斜坡墓道土坑（木槨或木棺）墓、無墓道石槨墓、無墓道磚槨墓、斜坡墓道磚室墓、斜坡墓道石室墓等幾大類。其中，無墓道土（巖）坑墓、無墓道石槨墓、無墓道磚槨墓、豎井墓道（巖坑）洞室墓為“豎葬制墓”；斜坡墓道土坑墓、斜坡墓道磚室墓、斜坡墓道（或平行）石室墓，屬于“橫葬制墓”。

無墓道土坑或巖坑（木槨或木棺）墓在山東各地均較多，西漢早期都是這種土坑墓，西漢中晚期仍為主要的墓葬形制。無墓道磚槨墓流行于魯北地區，西漢早期出現，西漢中晚期流行，并持續到東漢前期。無墓道石槨墓流行于魯中南地區，西漢早期出現，盛行于西漢中晚期，東漢早期仍有延續，這類石槨墓或刻有畫像，是后來大中型石室墓的濫觴。石槨墓還多見于蘇北、豫東、皖北，即蘇魯豫皖鄰近一帶。

中小型斜坡墓道土坑（巖坑）木槨墓在山東地區發現較少。五蓮張家仲崮在同一墓地發現4座墓，斜坡墓道直通墓底，其中M2墓室長8.2、寬5.6米，其他三墓較小，M4出玉片，墓主劉祖曾封侯，后被免去。山東青島市平度界山發掘了3座漢墓，M2為長斜坡墓道巖坑墓，墓道直通墓底，有石塊封門，墓室呈長方形，南北長6、東西寬3米；另兩座墓，Ml為豎穴巖坑墓，M3被毀；從這幾座墓出土的銅器銘文看，簡報判斷與西漢中期的平度侯家族有關。

山東地區的斜坡墓道磚室墓、石室墓或磚石合構墓出現于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流行于東漢。魯南地區以及鄰近的蘇北、豫東、皖北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畫像石墓發達。

總之，山東地區西漢時期除大型、次大型墓外，中小型墓以“豎葬制墓”占據統治地位，盡管中小型“橫葬制墓”出現于西漢中晚期，但數量較少，且多與身份較高的列侯家族有關。

5.京津冀地區

姜佰國的碩士學位論文《京津冀地區漢代墓葬研究》將該地區漢墓分為土坑墓、洞室墓、磚室墓等幾大類。其中又將土坑墓分為A型木棺墓（小型無墓道長方形豎穴墓）、B型木槨墓（Ba大型黃腸題湊墓、Bb小型箱式木槨墓）、C型石槨（室）墓、D型磚槨墓、E型甕棺墓、F型瓦棺墓；洞室墓分為A型豎井墓道洞室墓、B型斜坡墓道洞室墓、C型崖洞墓；磚室墓一般有斜坡墓道，又分為A型單室墓、B型雙室墓、C型三室墓、D型多室墓。按照該文的分類，A型木棺墓、Bb小型箱式木槨墓、C型石槨墓、D型磚槨墓、E型甕棺墓、A型豎井墓道洞室墓屬于“豎葬制墓”類；Ba大型黃腸題湊墓、B型斜坡墓道洞室墓、C型崖洞墓、磚室墓為“橫葬制墓”類。該文又根據隨葬器物組合和墓葬形制，將這些墓葬劃分為五群：A群“西漢墓幽州南部分布區”、B群“西漢墓冀州分布區”、C群“西漢墓并州東部分布區”，另D群“東漢墓幽州南部分布區”和E群“東漢墓冀州分布區”（詳后）。

西漢早期（第一期）：A群（幽州南部分布區）以A型土坑墓、Bb型土坑墓、E型土坑墓為主；B群（冀州分布區）以A型土坑墓、Ba型土坑墓、Bb型土坑墓為主；C群（并州東部分布區）以A型洞室墓、B型洞室墓為主，除去Ba大型黃腸題湊墓不論，B型斜坡墓道洞室墓屬于“橫葬制墓”，其余均屬于“豎葬制墓”。西漢中期（第二期）：A群（幽州南部分布區）以A型土坑墓、Bb型土坑墓為主，另外還有少量F型土坑墓；B群（冀州分布區）以D型土坑墓、Aa型磚室墓和崖洞墓為主；C群（并州東部分布區）以A型洞室墓為主。西漢晚期（第三期）：A群（幽州南部分布區）以A型土坑墓、Ba型土坑墓為主；B群（冀州分布區）以D型土坑墓、Aa型磚室墓和Bb型土坑墓為主；C群（并州東部分布區）以A型洞室墓和C型土坑墓為主。新莽至東漢初（第四期）：A群（幽州南部分布區）以A型土坑墓、Aa型磚室墓為主，另外還有少量F型土坑墓；B群（冀州分布區）以D型土坑墓、Bb型土坑墓為主；C群（并州東部分布區）以A型洞室墓和B型洞室墓為主。

京津冀地區西漢時期除去少數大型黃腸題湊墓、大型崖洞墓、大型石室墓外，中小型漢墓在西漢早中期以“豎葬制墓”為主，但已出現少量“橫葬制墓”；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橫葬制墓”占有一定比例。

6.寧夏北部、山西北部及內蒙古中南部地區

馬云飛的碩士學位論文《寧夏漢代墓葬研究》將寧夏地區分為寧北、寧中、寧南三區域。寧北漢代墓葬分為五期，包括西漢中偏晚期、西漢晚期、新莽至東漢初期、東漢早期、東漢中晚期。墓葬形制包括無墓道豎穴土坑墓、帶斜坡墓道土坑（木?。┠?、豎井墓道土洞墓、斜坡墓道磚室墓、石室墓等。其中，豎井式墓道土洞墓、斜坡墓道土洞墓出現時間是西漢中期晚段，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斜坡墓道土洞墓、斜坡墓道磚室墓、斜坡墓道石室墓逐步成為墓葬形制的主流。

20世紀80年代前期，為配合平朔露天煤礦的工程建設，在山西北部的朔縣境內發掘屬于秦漢時期的墓葬1200多座，簡報將秦漢至東漢初期的墓分為七型：I型無墓道豎穴土坑無槨墓、Ⅱ型無墓道豎穴土坑木槨墓、Ⅲ型豎井墓道平行式土洞室墓、Ⅳ型豎井墓道直線式土洞室墓、Ⅴ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Ⅵ型斜坡墓道洞室木槨墓、Ⅶ型斜坡墓道磚券墓。秦至漢初的墓葬有7座（部分可早至戰國）、西漢前期前段有59座，均為I、Ⅱ型無墓道的小型豎穴土坑墓。西漢前期后段192座，除I、Ⅱ型無墓道的小型豎穴土坑墓外，新出現Ⅲ型豎井墓道平行式土洞室墓和Ⅳ型豎井墓道直線式土洞墓室。西漢中期117座，I、Ⅱ型無墓道的小型豎穴土坑墓比例減少，豎井墓道洞室墓比例加大，新出現規模較大的V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但數量較少。西漢晚期158座，Ⅳ型豎井墓道直線式土洞室墓及V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占多數，新出現Ⅵ型斜坡墓道洞室木槨墓。西漢末至東漢初期墓葬438座，I、Ⅱ、Ⅲ型墓不見，Ⅳ型、V型墓繼續流行，Ⅵ型墓數量增加，新出現Ⅶ型斜坡墓道磚券墓。也就是說，朔縣秦至西漢前期均為“豎葬制墓”；“橫葬制墓”出現于西漢中期，但數量較少；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以豎井墓道土洞式墓為代表的“豎葬制墓”仍占有一定比例，但“橫葬制墓”已較為流行，其中磚室墓出現于西漢末至東漢初。

魏堅編著的《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一書匯集了該地區20多個地點千余座漢墓的資料，按照墓葬形制可分為豎穴土坑（木槨或木棺）墓、豎井墓道洞室（木槨或木棺）墓、斜坡（或階梯）墓道洞室（木?。┠?、斜坡墓道磚室墓。前兩種為“豎葬制墓”；后兩種墓道盡頭均直通墓底，為“橫葬制墓”。報告將這批墓葬分為五期。第一期（西漢中期）：墓葬數量少，墓葬形制有土坑豎穴墓、豎井墓道洞室墓、土壙木槨墓、槨外砌磚木槨墓，木槨墓多帶有臺階式墓道。第二期（西漢晚期）：墓葬數量多，墓葬形制以土壙、槨外砌磚的木槨墓、土洞墓、小磚室土洞墓、土洞木槨墓、長方形單室磚室墓為主，這些墓葬多帶有斜坡式或臺階式墓道。第三期（西漢末至東漢初）：墓葬數量相對較少，除前述土洞墓、木槨墓外，新出現橫前室帶耳室磚室墓、大梯形磚橫前室券頂墓，均以斜坡墓道為主。也就是說，內蒙古中南部“橫葬制墓”出現于西漢中期，西漢晚期、新莽至東漢初已成為墓葬形制的主流。

7.甘肅地區（含寧夏南部）

陳宗瑞的《甘肅地區漢墓研究》將甘肅漢墓分為隴東地區（包括鄰近的寧夏南部）與河西地區兩大區域。

隴東地區西漢早期流行無墓道的豎穴土坑墓和豎井式土洞墓，西漢中晚期無墓道土坑墓與豎井墓道洞室墓并行發展，新出現斜坡墓道洞室墓及斜坡墓道磚室墓。隴東及寧夏南部地區在地緣上靠近西漢政權的統治中心區域長安，受同時期關中地區漢墓的影響較深。

河西地區漢式墓葬開始于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以后，主要墓葬類型為土坑墓、土洞室墓和磚室墓三大類。洞室墓出現于西漢中期，整個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都有流行，墓道皆為斜坡式，墓口多用石塊或磚塊封堵，不見隴東及關中流行的豎井式墓道。河西地區西漢中期出現磚室墓，數量逐漸上升，東漢時發展迅速，逐漸成為本區流行的一種墓葬形制。

8.三峽及四川地區

三峽地區多為中小型墓。蔣曉春的博士學位論文《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將三峽地區秦漢墓分為土（石）坑墓、磚（石）室墓、洞室墓、崖（洞）墓等幾大類。其中，土（石）坑墓數量多，A型無墓道、B型有墓道；洞室墓很少，均有墓道；磚（石）室墓數量多，Aa型無墓道，Ab、Ac型有墓道；崖（洞）墓開鑿于山體，均有墓道。該文將其分為“密閉型”與“開通型”兩大類，本文的分類與其有一定的差別，經調整，“豎葬制墓”包括無墓道的A型土（石）坑墓、無墓道的Aa型磚（石）室墓；“橫葬制墓”包括洞室墓，Ab、Ac、B型有墓道的磚（石）室墓、崖洞墓。至于有墓道的B型土（石）坑墓則根據墓道的情況而定。

戰國末年至漢初（第一期）:54座，均為土（石）坑墓，52座無墓道，2座有斜坡墓道者墓道底部距離墓底高約1米，應與棺槨頂部大體齊平，即均屬于“豎葬制墓”。西漢前期（第二期）：26座，均為土（石）坑墓，24座無墓道，2座有斜坡墓道，墓道底部與墓底大體齊平，即前者為“豎葬制墓”，后者為“橫葬制墓”。西漢中期（第三期第一段）：22座，均為土（石）坑墓，其中A型18座，B型4座，后者斜坡墓道均與墓底基本齊平。西漢晚期（第三期第二段）：19座，A型石坑墓14座，B型土（石）坑墓和洞室墓各2座，Aa型磚石室墓1座，其中，B型土（石）坑墓和洞室墓屬于“橫葬制墓”類。王莽至東漢初（第三期第三段）：19座，其中A型土（石）坑墓13座，B型土（石）坑墓2座，Ab型和Ac型磚（石）室墓各1座，洞室墓2座。

總之，三峽地區西漢前期個別墓為“橫葬制墓”，西漢中晚期有所增加，但整個西漢時期“豎葬制墓”始終占據統治地位。

何志國、李國清的《四川西漢土坑木槨墓初步研究》、陳云洪、顏勁松的《四川地區西漢土坑墓分期研究》、燕妮的《川西平原兩漢墓葬研究》從不同層面對四川地區西漢墓葬進行了研究。《川西平原兩漢墓葬研究》將四川地區漢墓分為三大類：豎穴土壙墓（甲類）、豎穴土壙磚室墓（乙類）、崖洞墓（丙類）。其中，豎穴土壙墓（甲類）除去數座大型帶斜坡墓道木槨墓為“橫葬制墓”外，其余的中小型墓多無墓道，為“豎葬制墓”；豎穴土壙磚室墓（乙類）中，除少量小型無墓道墓為“豎葬制墓”外，大部分為帶斜坡墓道直通墓底的"橫葬制墓”；崖洞墓（丙類）則均有斜坡或平行墓道，為“橫葬制墓”。西漢早期墓葬形制延續了本地區戰國晚期的特點，以無墓道的長方形土坑豎穴墓為主；西漢中期除去大型木槨墓外，墓葬形制與第一期大體相同；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新出現了磚室墓；東漢時期墓葬形制發生較大變化，以磚室墓及崖洞墓為主。

9.兩湖地區

湖北地區大型墓葬較少，主要為中小型墓。據陳振裕的《湖北西漢墓初析》一文，整個西漢時期多為無墓道長方形土壙豎穴墓，西漢晚期新岀現少量斜坡墓道直通墓底的土壙木槨墓。

《長沙西郊桐梓坡漢墓》報道漢墓95座，其中90座為無墓道的長方形土坑墓，5座為帶斜坡墓道的土壙木槨墓，墓道底部與槨室頂部接近。這批墓葬均屬小型墓，年代以西漢早期為主，少量為西漢中期。

《長沙發掘報告》報道西漢前期墓葬27座，其中，無墓道的長方形豎穴墓22座；有斜坡墓道的5座，但墓道很陡，墓道底部高出墓底許多，大體與槨室頂部齊平，即均屬“橫葬制墓”?！堕L沙發掘報告》報道西漢后期墓葬38座，在其中的31座中小型墓葬中，無墓道豎穴（木槨或木棺）墓14座，階梯墓道墓17座，后者墓葬規模一般較前者大，墓道底部一般略高于甬道及墓室底，可歸為“橫葬制墓”類。高至喜的《長沙、西安中小型西漢墓的比較研究》一文曾指出，長沙中小型西漢墓中，較大的墓一般有墓道，較早的多是斜坡墓道，較晚的多為階梯墓道，墓道距墓底的高低，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早到晚由高向低發展?？磥?，長沙地區西漢早期墓承繼戰國楚墓的傳統，除去黃腸題湊墓外，均為“豎葬制墓”，這一特點，還見于大中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西漢中晚期“橫葬制墓”則占有一定數量。

羅炯炯2009年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湖南西漢墓葬研究》將湖南西漢墓分為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三大類。大型墓41座、中型墓342座、小型墓676座。從時代上看，西漢早期以無墓道的小型墓為主，列侯級別的帶斜坡墓道的次大型土壙木槨墓墓道底部距墓底較高，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如馬王堆三座轪侯家族墓、砂子塘Ml等。也就是說，湖南地區西漢早期除諸侯王級大型黃腸題湊墓外，其余的多為“豎葬制墓”。湖南地區自西漢中期開始，帶斜坡墓道的墓葬“墓道下口距墓底高度由高變低，入墓方式從垂直入墓變為水平入墓。墓室內空間相互封閉變為相互連通，并與墓道有門相通；單室墓逐漸往雙室墓、多室墓轉變，出現前堂后室的布局，呈現出從槨墓向室墓過渡的變化趨勢，為東漢時期磚室墓盛行奠定基礎”。需要說明的是，湖南西漢墓在不同區域有一定差別，西漢中晚期階梯墓道主要見于長沙一帶，湘南一帶多為斜坡（或平底）墓道，比湘東、湘西更為普及。

10.江西地區

劉慧中的《生死觀視野下的江西漢代墓葬分析》一文，將江西漢代墓葬分為土坑墓（無槨或有?。?、磚室墓兩大類。西漢早期均為無墓道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西漢中晚期仍以無墓道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棺）墓為主，部分為有墓道的土坑木槨墓，墓道為臺階或斜坡墓道，墓道直通墓底。如1964年發掘的南昌老福山西漢中晚期木槨墓為臺階墓道，最下一級略高于槨室底部，槨室長5.3、寬3.9米，為中型“橫葬制墓”。70年代南昌東郊發掘的13座西漢中期墓多為土壙豎穴墓，其中Ml、M2為階梯式墓道的中型木槨墓，墓道因未發掘，長度不明，但知道在連接墓坑的墓道底端，1號墓高出墓底0.30米，2號墓則與墓底平，為“橫葬制墓”。前述南昌?；韬顒①R墓園內，除劉賀及夫人的大型墓外，墓園內有中小型祔葬墓7座（M3-M9），均為甲字形墓，已發掘3座，M5為劉賀長子劉充國墓。這幾座墓，墓道盡頭直通墓底，為中小型“橫葬制墓”。

11.安徽地區

李湘《安徽地區漢代墓葬研究》，余靜、滕銘予《安徽淮河以南地區兩漢墓葬的分期》，邱少貝《安徽江淮地區漢墓初步研究》分別對安徽漢墓進行了系統研究。安徽漢墓以淮河為界，可分為南、北兩大區域，墓葬形制總體上經歷了從西漢早期的豎穴土坑墓向磚室墓和石室墓的演變，這個轉變過程大致發生在西漢晚期前段。

2013年出版的《廬江漢墓》專本報告發表了135座漢墓資料，可作為淮河以南地區漢墓的代表。這批墓葬大部分為土坑（無棺槨或有棺?。┠?，少數為磚室墓。報告以墓為單位作了詳細介紹并附圖，本文依據原報告的年代分期就墓葬形制作了進一步的細分。報告將年代清楚的113座墓分為４期。第一期（西漢早期）3座墓：無墓道長方形土坑豎穴墓１座，斜坡墓道土坑墓（墓道下部高出或與槨頂大體齊平）２座，即均為“豎葬制墓”。第二期（西漢中期）31座墓：無墓道長方形土坑豎穴墓12座，斜坡墓道土壙墓（墓道下部高出或與槨頂大體齊平）14座，為“豎葬制墓”；斜坡墓道土壙墓（墓道下部略高于墓底或與墓底齊平）5座，為“橫葬制墓”。第三期（西漢晚期）45座墓：無墓道土坑豎穴墓21座，斜坡墓道土壙墓（墓道下部高出或與槨頂大體齊平）13座，為“豎葬制墓”；斜坡墓道土壙墓（墓道下部略高于墓底或與墓底齊平）10座，磚室墓1座，為“橫葬制墓”。第四期（新莽至東漢早期）34座墓：無墓道土坑豎穴墓23座，斜坡墓道土壙墓（墓道下部高出或與槨頂大體齊平）５座，為“豎葬制墓”；斜坡墓道土壙墓（墓道下部略高于墓底或與墓底齊平）４座，磚室墓２座，為“橫葬制墓”。

安徽淮河以南地區西漢早期均為“豎葬制墓”，西漢中期出現“橫葬制墓”，但直至新莽至東漢早期仍以“豎葬制墓”為主，“橫葬制墓”則逐漸增多，磚室墓出現于西漢晚期。

12.江蘇地區

江蘇漢墓可分為蘇北和蘇南地區，蘇北以徐州漢墓、連云港漢墓為代表。

劉尊志的博士學位論文《徐州漢墓與漢代社會研究》第三章中，將徐州中小型漢墓分為六大類：石（土）坑墓、石槨墓、豎井墓道洞室墓、石室墓、磚室墓、磚石混筑墓。根據其分類，前三類為“豎葬制墓”，后三類為“橫葬制墓”。該文指出，西漢時期徐州地區的大型墓葬較早地完成了從豎穴墓向橫穴墓的轉化，而中小型漢墓，西漢時期以石（土）坑墓、石槨墓、石坑豎穴洞室墓為主，東漢時期則以石室墓、磚室墓和磚石混筑墓等橫穴式墓葬占主導地位。駱琳的《連云港市的漢代墓葬形制研究》一文總結出，西漢時期是以豎穴為原理的木槨墓為主，西漢中晚期時出現了磚木混構墓，這是木槨墓向磚室墓過渡的特殊形制。西漢晚期畫像石墓開始出現，這時期的畫像石墓是以豎穴單室石結構墓的形制出現。進人東漢以后，以使用木材為主的木槨墓明顯減少，盛行以磚石為主要構筑材料的畫像石墓和磚室墓，墓室的頂部構造以券頂和穹隆頂為主。

蘇南地區以揚州漢墓為代表。揚州地區地處江淮東部，西漢時期該區先后屬荊、吳、江都、廣陵國，其間有數次國除歸于廣陵郡。劉松林的《揚州地區西漢墓葬研究》對此進行了研究。揚州漢墓數量多，隨葬品豐富，除諸侯王級的大型、次大型墓外，中小型墓多為無墓道的土坑豎穴木槨墓或木棺墓，即均為“豎葬制墓”。

13.嶺南地區

《廣州漢墓》發掘報告中，屬于西漢前期的墓葬共182座，其中，無墓道的豎穴土坑墓21座（I型），無墓道的豎穴土坑木槨墓118座（II型1、2、3式），帶斜坡墓道的土壙木槨墓30座（II型4、5式），而規模較大且帶斜坡墓道的分室木槨墓共13座（III型）。這種帶斜坡墓道的中小型土坑（木棺）墓或屬于中型的土坑分室木槨墓，其斜坡墓道盡頭均稍高于墓底或與墓底齊平，墓室采用“封門”式結構，即槨室靠墓道一端作敞門式結構，門洞用若干根木柱直豎封堵，所以凡采用槨口封門結構形式的必有墓道?！稄V州漢墓》發掘報告中，屬于西漢早期的這種帶斜坡墓道“橫葬制墓”總計43座，約占總墓數的23.6％。1973年發掘的廣州淘金坑漢墓，屬于西漢早期的20座墓中，無墓道豎穴土坑墓（或有木?。?5座，帶斜坡墓道的土壙木槨墓５座，后者占總墓數的25％，大致與《廣州漢墓》報告比例接近。此外，廣西賀縣高寨M5、M9及賀縣鋪門河東金鐘M1等與之相同。總之，除大型墓外，嶺南地區南越國時期中小型墓葬“橫葬制墓”也較多見。

《廣州漢墓》報告中屬于西漢中期的墓計64座，其中，無墓道的小型豎穴土坑墓８座，斜坡墓道單室墓26座（II型５式，部分墓道被破壞），斜坡墓道雙層分室木槨墓30座（III型３式）。有斜坡墓道的木槨墓墓道盡頭略高于墓底或與墓底齊平，均有墓門，也就是說，“橫葬制墓”約占了總數量的87％。屬于西漢中期的這批墓規模及隨葬品不及西漢前期墓，屬中小型墓。

《廣州漢墓》報告中屬于西漢后期的墓計32座，均為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其中，斜坡墓道土壙單室墓（II型５式）12座、斜坡墓道分室木槨墓（III型３式）17座、斜坡墓道雙層橫前堂墓（III型４式）３座。

嶺南地區南越國時期王侯級別的大型墓多為帶斜坡墓道的“橫葬制墓”，但中型墓也多為這種帶斜坡墓道的土壙木槨墓。

四、東漢時期“橫葬制墓”的普及與特點

與西漢墓葬各地差別較大不同，東漢墓葬總體上已較為接近，也就是說“橫葬制墓”已基本普及。本文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區略述如下。

1.西安地區

《西安東漢墓》發掘報告收錄98座墓，其中91座墓為長斜坡墓道“橫葬制墓”，并以斜坡墓道磚室墓為主。吉林大學楊旭的碩士學位論文《西安地區東漢時期墓葬形制研究》將截至2012年西安地區已發掘的245座東漢墓葬分為橫穴洞室墓和豎穴土坑墓兩大類，論文指出：“豎穴土坑墓中絕大多數是規模較大的磚室墓，墓室也砌成橫穴洞室的形狀，除了墓室是大揭頂向下挖成豎穴后修建的以外，其他特征與磚砌的洞室墓基本相同?！比欢^的豎穴土坑墓只是從開挖方式來區分的，這類墓均有長斜坡墓道，且墓道盡頭與墓底大體齊平，設置有墓門、甬道，均屬于“橫葬制墓”。按照楊旭的分類，西安地區東漢時期的墓葬形制可分為四個大類：甲類為主室方形墓（穹隆頂墓），共有154座，占墓葬總數的62.86％；乙類為主室順長方形墓（券頂墓），共有75座，占墓葬總數的30.61％；丙類為主室橫長方形墓，共５座，占墓葬總數的2.04％；丁類為主室梯形墓，共11座，占墓葬總數的4.49％。

2.洛陽地區

《洛陽燒溝漢墓》三型Ｉ式墓出現于王莽前后，東漢早中期仍流行；三型II式墓出現并流行于東漢早中期。第四型為雙穹隆頂磚室與土壙拋物線頂墓，23座，有豎井墓道以及豎井墓道加階梯墓道兩種，后者5座，第四型墓出現于東漢早中期，流行于東漢中晚期。第五型為前堂橫列小磚墓，７座，其中，有豎井墓道的３座，豎井墓道加階梯墓道的１座，斜坡墓道的３座，第五型墓主要流行于東漢晚期。凡是有豎井墓道的墓葬均為“豎葬制墓”，而帶階梯或斜坡墓道的墓則屬于“橫葬制墓”范疇。

洛陽一帶帶階梯或斜坡墓道的“橫葬制墓”在新莽至東漢早期出現，東漢中晚期成為主流。新莽至東漢早期墓葬形制的顯著變化是出現了前堂后室的布局，墓室頂部開始出現穹隆頂，墓內空間進一步加大。東漢中期開始，耳室逐漸退化，斜坡墓道經過新莽至東漢早期的過渡，在該時期已完全成型。一些規模較大的墓葬開始出現多室，側室取代耳室，前堂后室的布局仍為主流，但前后室之間開始出現甬道，前室的形制開始由方形轉變為橫堂式。

3.山東地區

據前引劉劍的《山東地區漢代墓葬的考古學研究》一文，魯北地區西漢末及東漢早期大型、次大型墓葬新出現了斜坡墓道的磚室墓，中小型墓葬仍多見無墓道磚槨墓，新出現了斜坡墓道單室磚室墓；東漢晚期大型墓葬多為長斜坡墓道前、中、后室的磚石墓，中小型墓葬以斜坡墓道單磚室墓和前后室、前中后室磚石墓為主。魯中南地區西漢晚期到東漢前期大型墓出現了斜坡墓道、豎穴鑿巖墓壙的橫前室多后室的平頂石室墓，小型墓以長方形豎穴石槨墓為主。東漢早期斜坡墓道磚室墓逐漸增多，但石槨墓、磚槨墓數量也占相當比例。東漢晚期大中型墓以斜坡墓道磚室墓、石室墓、磚石合構墓為主要形態，石室墓、磚石合構墓中畫像石發達。

4.京津冀地區

接續前引姜佰國的《京津冀地區漢代墓葬研究》一文，該文將京津冀地區東漢墓葬分為兩大群（區）：Ｄ群“東漢墓幽州南部分布區”和Ｅ群“東漢墓冀州分布區”。

東漢早期（第五期）：Ｄ群（幽州南部分布區）以Ｄ型土坑墓、Aa型磚室墓為主；Ｅ群（冀州分布區）以Ca型磚室墓、Aa型磚室墓為主。除Ｄ型土坑墓外，余均為“橫葬制墓”。東漢中期（第六期）：Ｄ群（幽州南部分布區）主要有Ｅ型土坑墓、Ab型磚室墓、Ba型磚室墓；Ｅ群（冀州分布區）以Ca型磚室墓、Aa磚室墓和Ba型磚室墓為主。除Ｄ型土坑墓外，余均屬于“橫葬制墓”類。東漢晚期（第七期）：Ｄ群（幽州南部分布區）以Ca型磚室墓、Ｄ型磚室墓、Ba型磚室墓為主，Ｅ群（冀州分布區）以Ca型磚室墓、Ｄ型磚室墓、Aa型磚室墓為主，即均屬于“橫葬制墓”類。

5.晉陜北部及內蒙古中南部地區

據《山西朔縣秦漢墓發掘簡報》，西漢末至東漢初期墓葬新出現VII型斜坡墓道磚室墓；東漢中晚期33座墓均為帶斜坡墓道的磚室墓，可分為VIII型前室穹隆頂后室券頂墓、IX型單室穹隆頂墓、Ｘ型多室穹隆頂墓。

陜北、晉西北地區東漢時期畫像石墓多見，主要有石室墓和磚石合構墓兩大類，除東漢早期仍有少量豎井墓道磚券墓外，絕大部分為長斜坡墓道的“橫葬制墓”。

據《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東漢前期墓葬形制有單室穹隆頂帶小耳室磚室墓以及仿穹隆頂墓的土洞墓，均為長斜坡墓道。東漢后期均為帶長斜坡墓道的磚室墓，有單室穹隆頂多耳室墓、多主室穹隆頂墓、中軸線布局穹隆頂墓等。

6.三峽地區

據前引蔣曉春《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一文，三峽地區東漢前期（第四期第一段）的墓葬有24座，形制明確的有16座，其中Ａ型土（石）坑墓５座，為“豎葬制墓”；Ab、Ac、Ｂ型磚（石）室墓共10座、崖（洞）墓１座，為“橫葬制墓”，占比達68％以上。東漢中期（第四期第二段）的墓葬有52座，在46座形制清楚的墓葬中，Ａ型土（石）坑墓1座、Aa型磚（石）室墓2座，屬于“豎葬制墓”；Ab、Ac、Ｂ型磚（石）室墓，崖（洞）墓及洞室墓共計43座，為“橫葬制墓”，占比達93％以上。東漢晚期（第四期第三段）形制清楚的墓葬有52座，其中無墓道的Aa型磚（石）室墓２座，屬“豎葬制墓”；其余的共計50座，均屬于“橫葬制墓”，占比達96％以上。

7.嶺南地區

《廣州漢墓》發掘報告中屬于東漢前期的墓葬共41座，2墓破壞嚴重形制不詳，其余墓葬中，土壙單室木槨墓（II型5式）4座，分室木槨墓（III型3、4、5式）25座，直券頂磚室墓（IV型）9座，橫前堂磚券墓（Ｖ型）１座。凡保存較好者皆有斜坡墓道，墓道底部與墓底高度接近（雙層木槨墓的上層）。東漢后期墓葬有90座，81座保存較好，以磚室墓為主，約占十分之七。其中，帶墓道分室木槨墓（III型4、5式）13座，直券頂磚室墓（IV型）14座，橫直券頂（橫前堂）磚室墓（Ｖ型）13座，前穹隆頂后券頂磚室墓（VI型）36座，雙穹隆頂磚室墓（VII型）5座。需要說明的是，部分墓葬的墓道因工程關系或盜擾嚴重而未發掘，但從已發掘者看均為斜坡墓道。

黃秋紅的《廣西東漢墓的考古學研究》將廣西東漢墓分為土坑墓、木槨墓、磚木合構墓、磚石合構墓、磚室墓等幾大類。其中，土坑墓均為小型墓，無墓道者43座，有斜坡墓道者127座；木槨墓33座，多為中型墓，其中，無墓道者8座，有斜坡墓道的25座；磚木合構墓７座，均有斜坡墓道；磚石合構墓１座，有斜坡墓道；磚室墓100座，其中單室券頂墓42座（無墓道的４座，帶墓道的38座），斜坡墓道分室直券頂墓58座；斜坡墓道穹隆頂加券頂墓26座；石室墓17座。以上各類墓，土坑墓和木槨墓流行于東漢早中期，晚期則基本被磚室墓取代，但土坑墓仍占有一定比例。磚室墓主要發現于桂南地區，又以合浦、貴港居多，年代大多數為中晚期。桂東北的陽朔、昭平等地除磚室墓外，中晚期還多見石室墓。

東漢墓葬總體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除嶺南地區木槨墓延續時間較長外，全國各地均以磚室墓為主；蘇魯豫皖鄰近地區、南陽地區、陜北及晉西北地區石室或磚石合構的畫像石墓發達；西南地區崖洞墓盛行；壁畫墓在北方地區分布較廣。

其二，東漢時期除去部分低等級的小型墓仍為無墓道“豎葬制墓”外，大部分為帶長斜坡墓道的磚室墓、石室墓、磚石合構墓、崖洞墓等，也就是說“橫葬制墓”已基本普及。

其三，東漢時期，特別是東漢中晚期，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地方高官豪強的墓葬規模與諸侯王、列侯不相上下。夫婦合葬從西漢武帝時的中小型漢墓擴展至東漢帝陵。同時，家庭多代合葬墓亦占有一定比例，墓葬規模也相應擴大。

五、“橫葬制墓”從出現到流行的原因及意義

包括秦東陵一號陵園一號黃腸題湊大墓、秦始皇陵園西墻外一號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臨潼上焦村６座中小型斜坡墓道洞室木槨墓在內，戰國晚期至秦代，秦都咸陽附近的“橫葬制墓”已非孤例，而在關東六國地區尚無發現。因而，有理由認為“橫葬制墓”起源時間不晚于戰國晚期至秦代，起源地域為秦國都城咸陽附近。

漢承秦制，屬于西漢時期的“橫葬制墓”多發現于漢長安都城一帶，即今西安及其鄰近地區。這其中，除西漢帝陵大型黃腸題湊墓見于文獻記載但尚未發掘外，列侯、高官、高等級貴族的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不僅時代多偏早，且發現的數量也多于全國其他地區。

從前面的分析看，關中以外地區西漢早期的大型、次大型“橫葬制墓”主要有三類。一類為諸侯王級別的大型黃腸題湊墓，諸侯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侯王級別的黃腸題湊墓與西漢帝陵相同但規模略小。從文獻記載看，黃腸題湊葬制很可能需要皇家恩賜，也就是說其源頭應為帝都長安。第二類為大型、次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這類“橫葬制墓”多與列侯級別有關。文獻記載，西漢初年被分封的首批列侯多居于長安不就國，文帝前元二年下詔“令列侯之國”。居于長安的列侯、高官、貴族死后多陪葬帝陵，而首批就國列侯以及后來新分封的列侯則居于封地，死后葬于當地，從而將長安都城大型、次大型“橫葬制墓”及葬埋理念帶到了漢域各地。例如，湖南一帶西漢早期包括大墓在內，多為傳統的“豎葬制墓”，但虎溪山一號大墓一反傳統，不僅斜坡墓道直通墓底，且墓壁人字形階梯設置也與關中西漢早期大墓常見的做法類同。第三類為大型橫穴式崖洞墓，西漢早期見于徐州楚國王陵、永城梁國王陵，應屬于本地起源，但與諸侯王、列侯大墓多采用“橫葬制墓”及葬埋理念不無關系。至于西漢中晚期新出現的斜坡墓道磚室墓、石室墓則是建筑技術進步與橫葬制理念結合的產物。

前面已經提到，黃曉芬曾認為南方戰國時期楚式墓在木槨上繪制或雕刻門窗，由此可能演變為具有真正墓門的橫穴式墓，但考古發現并不支持這一觀點。其實，長江中下游原楚文化核心區域，不僅戰國晚期沒有出現這種變化，直至西漢早期諸多大型、次大型或中型墓斜坡墓道底部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無墓門設置，仍為傳統的“豎葬制墓”形態，如長沙馬王堆三座轪侯家族墓、長沙砂子塘M1等。南方楚式墓葬在木槨上繪制或雕刻門窗盡管戰國時期就較多見，但這種門窗只具有第宅象征意義，并沒有演變為具有真正墓門或封門的“橫葬制墓”，而當地以黃腸題湊墓為代表的“橫葬制墓”的來源應是帝都長安。

總之，“橫葬制墓”起源于戰國晚期至秦代的秦都咸陽一帶，西漢時期首先在長安都城附近高等級大型、次大型墓葬中廣為流行，隨著諸侯王、列侯的分封就國而傳播或影響至漢域各地。然而，與大型、次大型墓葬不同，中小型“橫葬制墓”取代“豎葬制墓”則經歷了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即從戰國晚期至秦代開始出現，西漢早期有所發展，西漢中晚期逐步增多，直至東漢時期才最終完成了這一變革。俞偉超先生在《考古學中的漢文化問題》一文中指出：“漢初六七十年時間內的文化，其中的政治制度承自秦制，并一直維持到漢末；社會思潮的主流，則是來自楚地的黃老思想；其社會習俗，雖然各地都有自身特點，但從總體面貌看，則是六國文化的復活?！甭裨崃曀讓儆谏鐣曀椎囊徊糠?，而社會習俗特別是埋葬葬俗一般來說具有保守性，新的葬俗被接受，特別是被普通民眾所接受，通常需要經歷較長的時段。就全國而言，西漢時期中小型“橫葬制墓”替代“豎葬制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與大型、次大型墓葬相比，具有滯后性與發展的不平衡性，并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即原來六國文化發達的中心區域，如三晉兩周地區的豫西、豫北、晉南地區，整個西漢時期基本沿襲了戰國以來無墓道長方形豎穴墓以及豎井墓道洞室墓的傳統，“豎葬制墓”始終占據統治地位；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分布區域，包括兩湖、皖贛、江浙在內，除去諸侯王、列侯的大型、次大型及部分中型墓外，西漢時期大多數中小型墓仍保留了楚文化的傳統，即以“豎葬制墓”為主；山東齊魯文化區的情況亦大致相似，“橫葬制墓”也是在東漢時期才占據主導地位。與上述情形相反，在原六國文化的邊緣地帶以及漢代新開辟的疆域，如長城沿線地區、河西走廊一帶，“橫葬制墓”出現較早且數量較多，西漢中晚期至新莽時期逐步占據了主流地位。這種狀況，顯然與移民戍邊，長安都城墓葬文化向外傳播有著直接關系。

這里需要特別討論的是，嶺南地區屬于西漢早期的南越國這種“橫葬制墓”已較為多見，不僅出現了大型石室墓，還有多座大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特別是在南越國都城“番禺”一帶，即今廣州地區具備“橫葬制墓”特征的中型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所占比例相對較高。那么，其究竟是本地文化傳統還是外來文化影響所致呢？我們知道，西漢早期南越國墓葬的葬俗與隨葬品呈現出土著的越文化與中原漢文化相結合的特點。就墓葬形制而言，南越國時期大型墓葬普遍為墓道直通墓底的“橫葬制墓”，而西漢早期中小型“橫葬制墓”的比例也高于同期關中長安都城之地，西漢中期以降所占比例則更高。因而，南越國時期的“橫葬制墓”可能并非受中原文化影響，而是源于當時的越文化葬俗。近期，廣州陂頭嶺的考古新發現為探尋嶺南地區“橫葬制墓”的來源提供了重要線索。陂頭嶺位于廣州市黃埔區龍湖街黃田村西北，由兩個小山崗相連組成。2016年６月至2017年３月，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為配合基本建設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清理戰國墓19座、西漢早期墓２座。2020年10月起進行了第二期發掘，除發掘新石器時代墓葬、窖穴、灰坑外，還清理了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期墓葬39座。這批墓葬，小型墓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大中型墓均為帶墓道的“凸”字形墓，地表封土明顯，保存較好。大中型墓均被盜，劫后余存的隨葬品均為陶器，以米字紋、方格紋、弦紋、水波紋以及素面的硬陶瓷、罐、瓿、盂、盒、杯為主，也有少量泥質軟陶的罐和瓿，具有典型的越文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據發表的圖片觀察，并咨詢曾前往考察的一些學者得知，這批大中型帶墓道的墓（近20座）墓道底部均直通墓底，與墓室底部大體持平。發掘者稱“陂頭嶺遺址發現的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期墓群是目前嶺南地區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封土保存最為完整的高等級越人墓地。其中，位于陂頭嶺北部山頂的M30，地表封土南北長約30米、東西寬約25米、殘高約1.2米，是嶺南地區目前所知封土保存最為完整、封土保存規模最大的戰國晚期墓葬。地表有相對高大的封土、墓葬順山體走勢排列、墓穴埋深較淺、墓坑底鋪石床等具有明顯江浙土墩墓的遺風，反映出強烈的越文化的族屬特征。而部分大中型墓葬的棺槨設置可看到嶺北楚文化的影響，反映出楚越交融的態勢。”

下面討論“橫葬制墓”出現并流行的原因，綜合來看主要有四點：便利化需求、宅第化趨勢、合葬墓盛行、筑墓技術的進步。

首先，“橫葬制墓”為何發生在秦漢都城之地的關中地區，并且首先在高等級的大型、次大型墓葬中流行呢？我們知道，從春秋早期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春秋晚期鳳翔雍城秦景公大墓、再到戰國秦王陵、秦始皇陵，其墓葬規模與同時代之列國國君大墓相比，都要大得多。這與秦國君主權力高度集中、中間等級不發達有關，也與秦人好大喜功、以大為美的傳統思維不無關系。戰國時期秦國國君稱“王”后，擁有四條墓道，且墓葬規模顯著擴大以及高大墳丘的出現需要解決墓室回填土及封土的承重問題，而黃腸題湊墓的題湊墻正可滿足這種需求。從考古發現看，傳統的大型木槨墓因為木槨用材及葬具結構決定了承載力有限，墓室越大越容易朽毀坍塌，而黃腸題湊葬制則因為棺槨四周壘砌的題湊木墻整體承載力及抗腐蝕性遠強于一般木槨墓，因而不易塌陷。鳳翔雍城春秋晚期秦景公一號大墓的木槨杭木用材四出榫頭加長了數十厘米，從而向外形成一周看起來頗為特殊的框式規范，故有人稱之為黃腸題湊，但這種木槨結構與真正的題湊墻“木頭皆內向”本質上不同，還不能稱之為黃腸題湊。然而，這種木槨用材四出榫頭加長的做法客觀上可能為后來題湊墻“木頭皆內向”的出現提供了某種暗示?；蛟S，這正是黃腸題湊葬制在戰國時期首先在秦國國君大墓中出現的原因吧。

黃腸題湊葬制之題湊木墻一旦出現，承重問題得到解決，便可提前回填墓室填土及墓上封土，并加快大型墓葬的建設進度，于是直通墓底的長斜坡墓道、墓門、甬道的設置自然同時發生。此外，大型墓葬棺柩大，隨葬品多，采用傳統的下葬方式多有不便，橫向進入墓室則完美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也就是說，便利化需求是“橫葬制墓”出現的第一要素。

至于秦國大型、次大型帶斜坡墓道木槨墓以及中小型斜坡墓道土洞木槨墓采用“橫葬制墓”形式，或是受到黃腸題湊墓的影響而出現。此外，秦始皇陵陵園內外的兵馬俑坑、石鎧甲坑、馬廄坑、百戲俑坑等眾多陪葬坑，均采用了斜坡坑道底部與坑底齊平的方式，這樣方便出入。也就是說，包括黃腸題湊墓以及秦俑坑在內，這種構筑方法及其理念一旦形成，則對墓葬埋藏方式具有示范意義。

關于宅第化趨勢。墓葬為死者的地下居室，是地上宮室、宅院建筑的象征，這在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中有很多例證可以說明。例如，為死者選擇墓穴位置所進行的占卜，稱為“卜宅”；商系墓葬流行的腰坑實質上是地上建筑奠基坑的模擬；曾侯乙墓、天星觀楚墓等在棺槨上彩繪門窗圖案，顯然表示棺槨為死者的室宅；楚式墓葬的槨室分箱，學者均認為體現了宮室第宅建筑的等級特征。把地下墓室建造成生前居室狀，在漢代有了更充分的發展。漢代帝王生前居住在宮殿中，死后安葬之所被稱為“地宮”，棺柩被稱為“梓宮”。滿城漢墓的后室用石板材搭建成房屋形，南北耳室、中室都有瓦頂的木結構建筑。漢畫像石墓中的題刻有直接稱墓為“室”或“宅”的，如陜北綏德王德元墓的紀年刻銘為“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綏德郭稚文墓為“圜陽西鄉榆里郭稚文萬歲室宅·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米脂官莊牛文明墓為“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千萬歲室，長利子孫”等。漢代以降墓室中往往彩畫、土雕、石雕或磚雕出斗拱、梁架、門窗等結構，更是逼真地表現了墓葬作為死者地下室宅的功能特征。先秦時期，由于受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建筑技術的影響，墓葬形制多為較單一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或是斜坡墓道與槨室頂部大體齊平的“豎葬制墓”，這種方式較節省資源和人力。無論是先秦還是兩漢，葬埋觀念均是“事死如事生”，地下墓室既然是地上居室的模仿，那么按照生前居室的原理及結構建造地下墓室遲早會發生，而地上建筑都是通過門道橫向進入的，一旦技術條件成熟，具有斜坡或平行墓道及墓門的“橫葬制墓”遲早會發生。這種“橫葬制墓”一經出現，逐步成為墓葬形制的主流是必然的。不過，這一過程首先在大型、次大型墓葬中出現，而中小型墓葬除了受傳統文化制約外，還因為“豎葬制墓”比較省時省力，因而經歷了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近現代平民階層的小型墓仍多為無墓道的“豎葬制墓”。

關于“橫葬制墓”從出現到逐步流行與筑墓技術進步的關系問題。黃腸題湊墓雖然仍是木結構墓，但題湊墻很好地解決了填土與封土的承重問題，自然也是筑墓技術的一大進步。兩漢時期，鐵器的廣泛使用使得鑿山為藏的崖洞墓成為可能，而空心大磚、各型小磚以及石材的廣泛應用，對于擴大墓室空間、改變墓室結構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漢晚期以及東漢時期筑墓材料與技術的進步促進了“橫葬制墓”的發展。

此外“橫葬制墓”從產生到普及還有另一層原因。先秦時期均為“單葬墓”，漢代，特別是漢武帝以后逐步流行“合葬墓”（夫婦合葬乃至家庭多代合葬）。“單葬墓”死者一次性被掩埋，不需要二次打開墓室；而“合葬墓”之“夫婦合葬”或是“家庭多代合葬”，死者一般不會同時死亡，需要兩次或多次打開墓室，因而具有斜坡墓道、墓門結構的“橫葬制墓”顯然比較方便。《廣州漢墓》發掘報告曾指出：“井槨”式的結構、周壁密閉，下葬時槨板、棺具與隨葬物品只能由上往下懸吊；封門式則不同，一切可從墓道運人。合葬墓可分先后二次人葬，第二次入葬只須把墓道的填土挖開，當中的封門木柱就可以逐根拆移，人葬后再行封堵?！稄V州漢墓》發掘報告的這一論述道出了“橫葬制墓”在漢代逐步流行的動因之一。此外，墓內設奠祭祀的出現也是合葬制發展的需要。合葬墓二次或多次進入墓室會打攪死者，因而需要在墓內設奠以祭祀墓主?！稘h墓的考古學研究》一書曾認為“槨墓”向“室墓”變化的內在原因之一是墓內祭祀空間的興起，但這種說法不符合漢代墓內祭祀及墓型發展的實際情況。事實上，中國古代墓葬祭祀，最早并不在墓內進行。先秦時期祭祀祖先在宗廟進行，而宗廟在城內。自漢惠帝開始“陵旁立廟”，祭祀挪至陵墓旁。至于在墓中設奠祭祀要到王莽前后才出現，即在墓內擺放杯盤案幾等祭奠器。蔣若是先生在北大講學時曾提到，洛陽漢代早期墓只能爬著進去，中期彎著腰進去，晚期可以站直了進去。也就是說，墓室空間由低矮向高大發展，王莽前后乃至東漢時期流行前室穹隆頂、后室券頂，或者前后室均為穹隆頂的磚室墓、石室墓，正是為適應合葬制與墓內設奠需要而建造的，墓內祭祀空間的興起是墓型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誠然，“橫葬制墓”從出現到流行，并非與合葬墓的盛行、筑墓技術（磚石的應用）的進步保持同步發展，而是存在滯后效應。例如，合葬墓以及磚石墓出現于西漢中晚期，但中小型“橫葬制墓”的流行要到西漢晚期乃至東漢時期；至于帝王級別的大型合葬墓則要晚至東漢時期才出現。也就是說，合葬墓的盛行、筑墓技術（磚石的應用）的進步只是促進了“橫葬制墓”的發展，而便利化需求、宅第化趨勢才是“橫葬制墓”出現并流行的主要動因。

綜上所述，商周至秦漢的埋葬習俗與制度，經歷了從“周制”到“漢制”的重大變革，而體現在墓葬形制方面，前者為“豎葬制墓”，后者則以“橫葬制墓”為代表。然而，從“周制”到“漢制”，墓葬形制的變化僅是一個方面，其他諸如墓地制度、合葬制度、葬品制度、祭祀制度、觀念信仰等都發生了一系列變革。因此，要弄清從“周制”到“漢制”的變革，還需要從多方面人手，這篇文章只是觸及了一個側面而已。

不僅如此，埋葬習俗與制度的變革又與社會轉型的時代大背景緊密聯系。從商周到秦漢，國家形態從諸侯林立的方國、王國轉變為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以分封世襲為特征的血緣政治轉變為以郡縣治理為主的地緣政治，農業社會最基礎的土地制度從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這些變革無不對埋葬習俗與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史學界已經取得諸多成果，而考古學者從考古發現，特別是從極為豐富的墓葬資料入手，或可對古代社會轉型提供考古學獨特的觀察視角。

（作者：趙化成）

（來源： 民族學與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