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贏在哲學思維！

春秋戰國時期， 隨著社會的變動、 “ 上帝” 觀念的淡化，首先發展起來、 用作解釋自然界與社會現象的發生、 發展與變化的原因、 根據的， 是陰陽、 五行說。 故要了解中國哲學的特點， 必先對陰陽、 五行說有一個大致的概念。一、 陰陽陰陽二字的起源很古老，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經出現了?！墩f文解字》 釋“ 陰” 為“ 水之南山之北” 之意， 釋“ 陽” 為“ 高明” 之意。 也就是說， 從字源學的角度而言， “ 陰” 是陰暗或太陽照不到的意思， 又引申指背日或山北水南之地；“ 陽” 是陽光四射或光明的意思， 又引申指向日或山南水北之地。陰陽二字連出， 最早見于《尚書· 周書· 周官》 與《詩經· 大雅· 公劉》， 前者有“ 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 之語， 后者有“ 相其陰陽” 之句， 其他如《易經》 只見一陽字 （《中孚》 九二爻辭： “ 雞鶴在陰， 其子和之?！保?。 但是陰陽二字在這里只具備原初的意義， 而沒有任何超出字面的深刻含義。真正使陰陽二字的意義發生質變的是西周太史伯陽父。周幽王二年（公元前７８０ 年） ， 西周三川均發生地震， 伯陽父解釋說：“ 周將亡矣。 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丞， 于是有地震。 今三川實震， 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陽失而在陰， 川源必塞， 源塞， 國必亡?！?這里， 伯陽父已不是在具體的、 個別事物的層面談論陰陽， 而是用它們泛指自然界兩種性質相反相成的物質力量。 陰與陽在這里已是兩種充滿天地間的氣， 這兩種氣處于不斷的運動之中， 即“ 陽出” 而“ 陰迫” ， 而其運動又具有一定的規律，如果亂其秩序、 反其規律， 陽處陰之所而不能出， 那么就會發生地震， 并導致國亡。 顯然， 陰陽在這里已經獲得用以廣泛解釋自然與社會現象的普遍意義。 這是對殷周以來長期統治思想文化領域的“ 天命” 觀的重大突破， 開辟了以自然力量解釋自然現象的道路， 加快了“ 天人相分” 的進程， 另方面， 它將社會人事也納進這種解釋系統之中， 同時又成了往后“ 陰陽災異” 說的肇端。到春秋時代， 陰陽范疇逐漸被人們向各個方面引申， 大大擴展了它的涵蓋能力， 也大大提高了它的抽象性。

例如， 范蠡將陰陽范疇引進戰爭之中， 用陰陽解釋用兵之道， 得出了日月的盈虛往還與陰陽緊密相聯、 攻用陽道而守用陰道、 剛用陽道而柔用陰道等具體結論； 又如， 醫和將陰陽引入醫學之中， 以陽代表熱而陰代表寒， 得出了“ 陰淫寒疾， 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 的判斷， 首開以陰陽學說創建中醫學的先河；再如， 計倪將陰陽引進發展生產、 治理國家的構想中， 稱“ 審金木水火， 別陰陽之明， 用此不患無功” ， 墨子將陰陽引進對春夏秋冬四時的解釋， 明確說“ 四時也， 則曰陰陽” 等等。 這些， 都為陰陽思想的進一步普遍化、 抽象化、 形上化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素材。此后， 老子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 抽象出了“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的哲學命題。 梁啟超在前引文中說：“ 陰陽二字意義之劇變， 蓋自老子始?！?這個論斷是很確當的。在老子這里， 陰陽概念完全超越了具體性和實體性等等含義，純粹作為“ 道” 所產生的萬事萬物的兩種屬性被規定下來。 老子將萬物的陰陽兩種屬性納入“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的宇宙生成論模式， 同時又使陰陽理論第一次獲得了本源論依據， 從而走向了系統化和理論化的道路。老子雖然為陰陽學說建立了本源論依據， 但并沒有進行全面的理論展開， 這一任務是由《易傳》 來完成的。 《易傳》是對《易經》 的卦爻辭的解說， 成書于戰國后期至秦漢之際，它吸取老子上述思想， 以陰陽學說為中心將宇宙萬物納入了一個變動不居而又和諧一致的整體之中。 本來， 構筑《易經》 系統的基本符號“ —” 與“ － － ” 作何種解釋， 在《易經》 中找不到明確的依據?！兑讉鳌?借用當時流行的陰陽思想將“ —” 解釋成“ 陽” ， 將“ － － ” 解釋成“ 陰” ， 并進而重新解釋了《易經》 的整個系統：“ 《易》 有太極， 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兇， 吉兇生大業?！?這里的“ 太極” 可作出不同理解， 但是， “ 兩儀” 卻有確定的含義指陰陽和陰陽凝成的天地， 以及天地包涵的乾坤剛柔兩種屬性。

《易傳》 認為， 由太極而陰陽， 由陰陽而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由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而確定人事吉兇， 由人事吉兇產生人間社會之各類事業； 由太極、 陰陽產生的萬事萬物都分別具有陰陽兩種屬性， 因此， 它們的性質要由陰陽來解釋， 它們的發展必須遵守陰陽之道； 而因為它們只能從陰陽獲得規定和說明， 故它們又都可以按其屬性歸入陰陽。 這樣，陰陽就成了上接本源、 下生萬物的樞紐， 成了整個宇宙生成系統的核心。至此， 陰陽學說終于成了中國哲學中一種非常重要的理論。 往后， 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的合流， 構成為中國古代自然科學與自然哲學的基礎。二、 五行關于五行的起源有一個很美麗的傳說， 稱《周易》 的八卦 （圖） 、 《尚書》 的《洪范》 （書） 分別是黃河里的神馬和洛水中的神龜帶到人間來造福人類的， 即“ 河出圖， 洛出書， 圣人則之” 。 顯然， 這個傳說只是一種神話。那么， 五行究竟起源于何時呢？ 這個問題比陰陽的起源問題還要復雜。《尚書· 甘誓》 中第一次出現了“ 五行” 字樣，其中說： “ 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但是， 這里沒有具體說明五行的內容， 一般認為不足以作為說明五行起源的依據。 據考古材料的證明與有關專家的研究， 五行起源于古代祖先長期治水的實踐， 而《尚書· 洪范》 則第一次將這一實踐經驗進行理論總結， 把與人的物質生活緊密相聯的五種物質歸納為治國的第一大法。 我們認為這種判斷是可信的， 故《尚書· 洪范》 應當成為我們探討五行思想的起點。據稱， 《尚書· 洪范》 是殷末重臣箕子在回答周武王之問時， 有感于殷之滅亡而向武王獻出的一個治國之方， 該文開篇便說：“ 惟十有三祀， 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 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 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 ‘ 我聞在昔， 鯀湮洪水， 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 不畀洪范九疇， 彝倫攸攸， 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 天乃錫洪范九疇， 彝倫攸敘。 初一， 曰五行；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 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 潤下作咸， 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 ”翻 譯成白話文， 就是： “ 十三年， 武王造訪箕子。 武王說：‘ 哎！ 箕子， 上天暗中保佑下界人民， 幫助他們獲得安定的生活。 這治國安民的常道的次序， 我不知道是怎樣安排的?！?箕子回答說：‘ 我聽說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 攪亂了五行， 上帝于是發怒， 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 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 鯀被誅以后， 禹繼承了他， 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 因此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 第一， 是五行， ……所謂五行， 一是水， 二是火， 三是木， 四是金， 五是土。 水向下滲透， 火向上燃燒， 木可以彎曲伸直， 金可以熔鑄變化，土可以生產百谷。 潤下的水味咸， 炎上的火味苦， 可以彎曲伸直的木味酸， 可以熔鑄的金味辛， 可以生產百谷的土味甘。……’ ” 誠然， 我們現在已無法斷定這是否就是如《尚書》 所言是武王與箕子的問答之詞， 但是， 這里所述的確反映了商周時代人們對于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五種物質的認識。 當然， 人們此時對水、 火、 木、 金、 土五行的認識是相當粗淺的， 只觸及到了它們的性質或功用， 至于它們之間的關系、 它們與萬物的關系等等， 均未涉及。 誠如梁啟超所言， “ 此不過將物質區為五類， 言其功用及性質” ， 絲毫沒有哲學的意味。隨著社會的發展， 人們對五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和提高。 西周末年， 作過周幽王太史的史伯 （有人說即是前述發展陰陽學說的伯陽父） 稱：“ 夫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 以他平他謂之和， 故能豐長而物歸之。 若以同裨同， 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 木、 水、 火雜， 以成百物。” 這段文字簡明易懂， 它對原始五行作了如下幾方面的發展： 第一， 原始五行思想未涉及到世界的起源問題， 而史伯在這里則明確指出， 是以土與金、 木、 水、 火四種物質相結合才產生了百物。 很明顯， 這里的五行已不僅僅是五種具體的民生之材， 而是產生萬事萬物的本源性的物質元素了。

第二， 原始五行思想沒有涉及五行之間的關系問題， 而史伯在這里則明確地說， “ 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 ， 也就是說， 萬事萬物是異質元素相互配合而產生的， 而不是同質的東西的簡單相加。這就深入到五行的內部， 開始對它們之間的矛盾關系進行把握了。 第三， 原始五行思想中五行的排列順序以水為先， 是先民以治水為主的實踐活動的反映； 而史伯這里將土列為五行之首， 應該是平水后以農立國的寫照。五行說在春秋時已擴展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 占星家們在長期的星相占卜活動中， 就利用當時已流行的五行思想，發展出了“ 五行相勝” 的理論。 春秋末， 大占星家史墨就曾將趙簡子的一個夢作了這樣的解釋： 六年后的１１ 月庚午之日， 吳國會大敗楚軍， 并將攻下楚國的首都。 但是， 吳國最終不能戰勝楚國， 楚國必將中興， 原因是楚國在南方屬火， 而吳國卻在庚午金日攻楚， “ 火克金， 故弗克” 。 又， 哀公９ 年，晉國趙鞅向史墨等占卜用兵于何國好時， 史墨又回答說：“ 水勝火， 代姜則可?！?這里， 史墨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五行相克的完整系統， 但是， 顯然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思想。 這種思想為往后鄒衍“ 五德終始” 學說作了準備， 也成了五行災異說的濫觴。五行相勝的思想出現后， 很快在社會上流行起來。 但是，這種五行思想是一種機械的、 宿命的思想， 故又立即遭到一些思想家的批評。 孫子根據戰爭中的各種情況沒有定位、 變幻莫測的現實， 提出了“ 五行無常勝， 四時無常位” 的思想；墨子后學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也總結出了“ 五行毋常勝， 說在宜” 的結論， 《墨子· 經說下》 更對之進行解釋說： “ 火鑠金， 火多也； 金靡炭， 金多也?！?五行無常勝的思想， 表明人們對五行的認識已超越了單純對它們的性質進行規定和區分的水平， 而進一步深入到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量的把握， 并推動了“ 五行相勝” 說向“ 五行相生” 說的發展?！?五行相生” 思想在《管子》 一書中已經出現。 《管子·五行》 篇將一年分為五個七十二日， 并將五個七十二日的政令吉兇分別屬之于五行， 就構成了完整的五行相生系統。

鄒衍是先秦時期最后一個著名的陰陽家， 是先秦五行學說的集大成者， 據班固說， 鄒衍著《鄒衍》 ４９ 篇、 《鄒子終始》 ５６ 篇。 據此， 鄒衍當對五行相生、 相勝等問題進行過極為周密和全面的研究。 可惜， 這些著作全都亡佚了， 我們今天只能從其他文獻所保留的有限的資料來了解他的思想。《文選》 說“ 鄒子有《終始》、 《五德》， 從所不勝： 土德后木德繼之， 金德次之， 火德次之， 水德次之” 。 《文選》 此說誠然忽略了鄒衍的“ 五行相生” 思想。 后世之人根據這一論斷說鄒衍只講“ 五行相勝” 而不講“ 五行相生” ， 這是不對的。 但是， 鄒衍在當時名顯諸侯的主要不是其“ 五行相生” 說，而是其“ 五行相勝” 說， 這也是不錯的。 所謂“ 五行相勝” ，即是“ 木克土、 金克木、 火克金、 水克火、 土克水” 之間兩兩轉而相克， 并將朝代的更替也納入該系統之中的理論， 這在他的如下一段話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凡帝王之將興也， 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黃帝之時， 天先見大螾大螻。 黃帝曰： ‘ 土氣勝！’ 土氣勝， 故其色尚黃， 其事則土。 及禹之時， 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 （顧頡剛認為應讀為“ 天先見木， 草秋冬不殺”） 。 禹曰： ‘ 木氣勝！’ 木氣勝， 故其色尚青，其事財木。 及湯之時， 天先見會， 刃生于水。 湯曰：‘ 金氣勝！’ 金氣勝， 故其色尚白， 其事則金。 及文王之時， 天先見火， 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 文王曰：‘ 火氣勝！’ 火氣勝， 故其色尚赤， 其事則火?！?這里， 鄒衍比史墨、 《管子》 等五行學說都前進了一大步， 因為： 第一， 史墨等星相占卜學家言五行相勝， 但并沒有將五行相勝理論發展成一完備的理論系統， 而鄒衍卻做到了這一點； 第二， 《管子》 以四時政令比附五行， 沒有超出一國具體事務的范圍， 而鄒衍卻以“ 先驗小物” 而后“ 推而大之” 的方法， 將五行與五氣、 五方、 五色、 五事、 五帝等的配合和王朝的興衰更替聯系起來， 形成了一種唯心的循環史觀； 第三， 鄒衍以黃帝代表土德、 夏禹代表木德、 成湯代表金德、 文王代表火德之說， 充分適應了戰國末年一統天下的政治需要，使當時的人們 （也包括秦始皇） 認為一個新朝代代周而起確實是歷史的必然。

陰陽、 五行學說在先秦時期產生、 發展的情況大致如上所述。 根據目前所能接觸到的文獻， 不能斷定這兩種學說在先秦已走向合流。 盡管司馬遷說鄒衍“ 深觀陰陽消息” 、 “ 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 ， 但是， 由于鄒衍沒有留下任何關于陰陽學說的論述， 我們據此也不足以斷定他是把此前并行發展的陰陽說與五行說首次結合起來并加以創造性發揮的思想家。陰陽與五行真正結合成宇宙生成論 （宇宙本源論） 的理論模型， 是秦漢時代的事情。在先秦產生并發展起來的陰陽五行思想， 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我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屈指一數， 洋洋大觀者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 最為直接和廣泛的影響就體現在政治方面。 鄒衍的“ 五行相勝” 說一出， 立即被“ （秦） 始皇采而用之” 。 秦始皇稱帝后， 一切均按“ 五行相勝” 的體系來實行： 因為秦代周而起， 周為火德， 秦就為水德； 水德主運， 無論是正朔（一年的起始之月） 、 服色（衣服的顏色） 、 度數（度量標準） 、音律 （音樂的韻律） 、 政術 （政治法術） ， 還是其他的舉止行為， 都必須依此而定。 秦始皇甚至將黃河也改成了“ 德水” 。此后， 凡是一個朝代繼另一個朝代而起， 都必按“ 五行相勝” 說“ 改下朔， 易服色” ； 凡是一個朝代內以父傳子的帝王變遷， 也都按“ 五行相生” 說行政事。 中國歷代君王在發布詔令等等時所用的“ 奉天承運” 之“ 運” 字， 就是“ 五德主運” 之“ 運” 。其次， 陰陽五行學說中既包含了事物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的思想， 又包含了陰陽定位、 五行單向生克的思想， 這兩種思想對于我們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最終定型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前者與儒家的家國一體觀和道家的變化發展觀結合在一起， 鑄在了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整體性、 系統性、 辯證性等特征， 后者與儒家的“ 三綱五?！?等觀念逐漸融合， 最終鑄成了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凝固性、 保守性、 消極性等特征。

也就是說， 陰陽、 五行幫助鑄成的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 一方面把天地人看成一個永遠不變的、 統一的整體， 另一方面又在這個整體之中談論局部的變化。 這種思維方式對中國的哲學、 天文學、 地理學、 醫學和人們的日常生活都起到了“ 規范” 的作用。 例如， 漢儒在這種思維方式的規范下， 構筑了中國哲學中的第一個系統的哲學理論—— 宇宙本源論 （宇宙生成論） ， 又如， 天文學里的渾天說與蓋天說都是從原始占星家的陰陽理論中直接發展起來的； 再如， 指導中醫的一整套理論實際上就是陰陽五行思想； 而民間久盛不衰的算命術、風水學， 則是陰陽五行災異理論的普及和推廣。 所有這些學說， 反過來又強化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民族心理結構。